|
“二卷”写作管见
单 辉
一、并非单枪匹马之事
历史上，有许多史家对群体写史颇有微词，他们认为“集体的写史，‘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章学诚虽不反对设史馆修史，但还是认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需由史家个人完成，否则难以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事实上，群体修史就一定写不出“一家之言”的结论是武断的，司马光牵头编撰的《资治通鉴》，就是凭借众人之力完成的，我们能说《资治通鉴》不是“良史”吗?中共地方史“二卷”写作所需29年间的史料纷繁复杂，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洞悉的，此为一；“二卷”写作既需对29年历史宏观把握，又需对具体史实微观探究，这也不是一个人所能驾驭的，此为二；“二卷”是“官书”，它的主旨、它的灵魂、它的指导思想是代表地方党委的，这种认识绝非执笔者个人所能企及，此为三。力图像司马迁完成《史记》那样由一个人独立完成“二卷”的写作，从实践上看行不通，从理论上看也幼稚可笑。
统一确定“二卷”的体例、统一确定“二卷”的篇章节目，然后分工协作、期以数年之力，增削而成，为什么不能编撰一部成一家之言的“二卷”呢?
二、需要三方面作用的互动
“二卷”写作的范式属群体写史，这种范式确有集思广益之效，但也有风格难统之弊。扬其利、避其弊，需要协调好三个方面作用的互动。
1.需要党委坚定的支持和明确的领导。“二卷”本为党委的“官书”，离开了党委的坚定支持和明确领导，它的编写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共厦门市委主要领导明确要求“二卷”篇目要上常委会；厦门市委常委会在审议“二卷”篇目时，明确提出三条编写原则，并明确要求市财政核拨“二卷”编写所需的各类经费，此即坚定支持和明确领导之谓也。
2.需要总撰的史学素养和协调能力。“二卷”总撰需具较深的史学素养，他应该有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具体而言，“二卷”总撰需对全书的体例、篇目负总责；需对史实校订、文字修改负总责；需对参编人员的分工协作负总责；需能对整本“二卷”的各个方面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并为全体执笔人员提供理论指导。《资治通鉴》的编纂是群体修史的成功范例，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总撰。此外，总撰还要对“二卷”的合理进度和质量提出具有约束力的明确要求，要注意保持执笔人队伍的稳定，注意保证执笔人的写作时间，注意使全体执笔人在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形成默契。
3.需要各位执笔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二卷”执笔人的积极性是“二卷”写作的基础，没有这个积极性，“二卷”写作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执笔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关键，党史研究室应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多做实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近昏，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党史研究室应在爱护执笔人的前提下，鼓励“二卷”执笔者秉持这种“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的精神。
三、是著述而不是资料汇编
在“二卷”起草之初，我们就必须明确：“二卷”是著述(或称“撰述”、“撰著”)，而不是资料(或称“比类”、“纂辑”、“记注”)。著述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资料则是根据一定体例汇辑的史料。章学诚曾对此辨析说：著述是“圆而神”的，它已有观点、有分析、有组织、有综合了。钱穆则就此解释说：著述可以让我们“因过去而知未来”，“这个拟于我们的‘神’”。而“一种主观的，因于人而不同，更因于时代而不同”、是“可以变动的”一家之言，“其德是圆”。
如果我们把“二卷”写成“大事记”的拼接、写成各类资料的“拼盘”、写成剪刀加浆糊而了无作者的主体意识或一家之言，那就不“圆”了，也无所谓“神”了。我们不能让“二卷”只罗列很多材料而无灵魂、无线索、无生命，而应让“二卷”“以成一家之言为贵”。“二卷”执笔人应在“亲自搜集史料，全神阅读史料，细心考证史料，审慎消化史料”的基础上，“以独创的体例为纲领，以一致的义例作标准”，然后在史实基础上驰骋思绪、发挥才智，最终使“二卷”的著述“圆而神”，使“二卷”有明确的看法和结论，即便在叙述部分，也应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和象外之质。
一言以蔽之：切不可把“二卷”写成资料汇编。“二卷”不是资料、不是史料汇集、不是将史料根据现实需要所给予的重新编次。“二卷”是著述，是在对29年间史料整理、分析和叙述的基础上，能够提出观点、阐发见解、揭示规律并成一家之言的著述。
四、政治性不是抄写政治结论
毋庸置疑，“二卷”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政治性，因为“二卷”姓党、要讲党性，它“代表党委的认识，代表党对历史的认识”。其实，大凡史著，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有政治性的。司马迁写《史记》就未回避政治，汉武帝把《史记》稿本中的《今上本纪》“削而投之”也未回避政治。历代的“政书”、“官书”都受政治制约，都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德罗伊森也曾批评过“不讲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历史中的无偏党性与真理，存在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之中，那么最好的史家正是最劣等的……”历史中的“中性”，其实是“太监式的中性”。
但是，体现政治不等于抄写政治结论，不等于把“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党代会报告的有关结论贴在“二卷”上了事。“二卷”的政治结论源于“二卷”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进程，是从一个地区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政治结论，它体现“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党代会报告结论的精神，但决不是这些结论本身。有些撰者喜欢贴政治标签、喜欢滥下断语、喜欢重复中央的现成结论，这是不可取的。在“二卷”中体现政治倾向，不是给史料穿靴戴帽，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照“二卷”的叙述，要把握和理解具体史料，并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分析作出具体的理论概括，揭示具体党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五、历史地看待29年党史
“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广东、福建的“反地方主义”等等，均在“二卷”的著述视野。为了保证“二卷”著述的“政治质量”，有些好心的同志采取了对历史问题较为苛求的态度，在史实的取舍和评价上表现出明显的苛责倾向，或曰反历史主义倾向，此举会使“二卷”写作的真实性留下缺憾。
“二卷”的写作，需要秉持历史主义的态度，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历史的态度，历史地评价29年间的各类现象，需要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全面地评论各类现象的是是非非，切忌苛求前人。譬如“大跃进”时期是“二卷”写作的一个敏感时期，我们在彻底否定作为指导方针的“大跃进”的前提下，在客观记述“大跃进”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前提下，应该冷静、客观地记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全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新增加的固定资产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完成的，特别是局部的、具体的进步，“二卷”的叙述没有理由持回避态度，而应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叙述。对“大跃进”时期的“左”倾做法确应持批评和否定的立场，但对“大跃进”时期的成就也不宜回避。同时还应指出：“大跃进”时期的失误有其历史的和认识上的原因，是探索中的失误，是因没经验而犯错误。
章学诚在论及对前人的批评时，曾这样说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章氏所说知古人之世、知古人之身处，意即知人论世，也就是历史主义的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不可以以当下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判断去片面地写历史或苛求前人。黑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论述，黑格尔认为，写历史要“避免年代错位，避免用我们自己的观念系统或我们自己的哲学去转译他人的直接经验”。
六、凸显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就是党委、也是“二卷”执笔者对29年历史进程的认识，它是党委、也是“二卷”执笔者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
凸显主体意识并非要改变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但是，29年的历史事实在“二卷”中，是通过执笔人对史料的整理和叙述而实现的，这个实现过程(或曰叙述过程)不可避免地渗透、体现、蕴含着党委和“二卷”执笔人的意向和理解。就是说，“二卷”中29年的历史，事实上是由执笔人重构或复原的历史，是主体意识中的历史。尽管29年间失误不断、错误一个接着一个，尽管29年间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我们对29年总的认识和评价，或曰我们所叙述的29年间总的“基调”和“底色”应该是：29年的历史，首先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由于没有经验而犯错误，我们的问题是前进当中的问题。我们必须将这一主体意识通过谋篇、布局和叙述而贯穿于“二卷”写作的始终，写“二卷”要“写出积极性、不能越写越消极。要体现出党在战胜挫折和磨难中更加成熟，不断前进”。
章学诚曰：“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史家著述之道，全可不求义意所归乎!”我们“二卷”写作的“义意所归”就是要凸显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凸显党领导人民在29年间所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虽然我们决不刻意回避和掩饰挫折与失误。
七、突出地方特色的路径
地方写“二卷”需要突出地方特色，这已成为党史同仁的普遍共识。如何突出地方特色?笔者以为，“二卷”突出地方特色的路径或曰方法大体有四：
1.贯通法。中共厦门市委常委会要求厦门的“二卷”写作“要写出厦门的历史特色，特别是要重点突出厦门对台的历史地位及对台工作演变，凸显厦门在对台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厦门的“二卷”在篇目设计上使用了“贯通法”，即在每一大“章”(历史时期)中均设若干个涉台之“节”，意即以此突出厦门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对台工作特点，并使厦门的对台工作叙述贯通整部“二卷”，此即贯通法。
2.详叙法。此法系在“二卷”的节或目的叙述中增加文字量的方法，以此浓墨重彩地突出地方特色。在50年代的“八·二三”炮战中，厦门民兵和“英雄小八路”在厦门党组织的领导下，其事迹闻名遐迩，我们拟对此增量记述，此即详叙法。
3.概述法。据悉，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每编、每章的前面均置小概述，意在提纲挈领。“概述法”就是在这些小概述中重点提及有特色的东西，地方党史“二卷”亦应如法炮制。
4.升格法。此法系将富有地方特色内容的节、目、子目提高一个层次，即“子”升“父”辈，使其更加醒目和突出。这种方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范畴，但符合辩证逻辑规范。
八、重视“注”的作用
在“二卷”的叙述中，我们应该重视“注”的作用。“尽注出处”未见得可取，但适当用“注”的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注出处可增加“二卷”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并使“二卷”的价值含量明显增大。29年间，有许多史料并非定于一尊，对同一历史事件存有诸说并存的史料并不少见，对此，我们有时只能在比较权衡之后，取其较为合理的一说，同时将其他诸种说法或史实以“注”的形式加以简要说明。否则，即便你是“官书”，人家也有理由持怀疑态度。
第二，“注”有给“二卷”叙述做一些解释的作用，它可以解决“二卷”叙述专业化与通俗化之间的矛盾。“二卷”涉及党领导1949年至1978年间关于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情况的记述和评价，其中对专业性较强事物的记述不可避免。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离开了“注”，“二卷”的使用价值会打折扣。一部好的“二卷”应该使内行人看了不外行、外行人看了能读懂。好的“二卷”其行文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尽可能使专业术语通俗化；二是对不允许通俗化的专业术语适当加“注”。
第三，“注”可以解决简语使用与简语达意之间的矛盾。“二卷”大量使用简语显然不可取，但有些简语(如“三支两军”、“斗、批、改”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曾被广泛使用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况且，有些简语也确有凝炼、便捷、以一当十之功效，在“二卷”叙述中完全排斥简语也不足取。在特定历史时期家喻户晓的简语，对另一历史时期的人来说有可能会成为谜语，“二卷”执笔人的责任应该是以“注”的形式，既适当使用简语又让不同历史时期的“二卷”阅读者都能够理解简语的准确内涵。
九、表述风格上的把握
“史之为务，必藉于文”，“二卷”也不例外，它是借助特殊的语言及风格来表述的。语言风格把握得有偏差，会有损“二卷”内容的表述。较之于文学作品、较之于学术论文、较之于教科书等等，“二卷”的语言风格主要有三：
1.平实。“二卷”不宜追求华丽词藻，“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就好了，虚构、夸张等修辞手段不适宜“二卷”叙述。刘知几曾批评过史著编写上“文非文，史非史”的现象，我们写“二卷”也应力避“文非文，史非史”。
2.简要。“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优美者也”。“二卷”应力求用简约的文字表述丰富的历史内容，力求多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章无剩句、句无剩字。
3.忌文白夹杂。“二卷”的文字适当汲取古汉语凝炼之营养是好的，但过犹不及，使用半文半白的“梁启超式”语言风格就不好了。“二卷”宜使用规范的白话文即现代汉语。既便偶尔使用文言，也要将文言有机地融入白话文之中，让知文言文者能看懂、不晓得文言者也明白，此即不“隔”之效，如同写旧体诗词时用典。
十、注意辨析体例
“二卷”是史著，从体例上讲，它属史学著述。史学著述与志体著述有联系，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果我们在起草“二卷”时不注意辨析史体和志体，其结果会使“二卷”不伦不类。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史志均从史，但就狭义的体例辨析而言，二者历来是有区别的。
1.一条线还是一大片。“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史志在记述范围上是有区别的。“二卷”是围绕29年间党的执政历程写地方史，它侧重地方党委的执政历程，侧重党组织活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侧重地方党组织贯彻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情况及自身的决策情况，侧重地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侧重地方党组织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侧重反映地方党组织实践中所特有的经验和规律。新编方志则全方位记述地情，反映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用笔比较均衡，是全景式的记述。
2.探求规律还是体现规律。方志记述要求“述而不论”，通过记述体现规律；“二卷”则“述而有论”，直接探求规律，直接讲党委、执笔人对29年历史进程的看法。“论”在“二卷”中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不必像方志那样寓“论”于记述之中)。“二卷”写作可以论从史出(一般写法是“论从史出”为主)，也可以寓论于史，也可偶尔夹叙夹议或以论带史。“二卷”中的“论”是党委、执笔人的看法和结论，“论”是从29年间的客观史实中得出的结论和规律。
3.横看还是纵看。志体横看，史体纵看。志体通常都横排(先分类)竖写，而“二卷”则先竖排(先分期)，然后再分类撰写。
编辑/彭 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