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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判断形势失误的原因探析
胡国民
〔摘要〕科学判断形势，实属不易，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会出现失误，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第一是体制因素上的制约，渠道不畅，信息失真；第二是思想理论上的局限，传统理论的影响；第三是认识方法上的局限，用旧的方法、老的经验去观察新的事物和现象；第四是科技素养上的局限，领导人的科技和经济知识不够的影响；第五是领导人作风上的问题，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影响；第六是国际局势上的制约，美国和苏联压力的影响。分析原因，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关键词〕判断形势失误；毛泽东晚年；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14-04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科学判断形势是提高探索能力的基础和先导。要科学判断形势是不容易的，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革命家、辩证法大师，他晚年判断形势出现一些失误，很值得我们思考。
建国前，毛泽东判断形势一直是很正确的，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国初期，对形势的判断也是比较正确的。但是，1957年出现了大的转折。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反共势力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国内右派也向党进攻，毛泽东认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是里应外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反右斗争扩大化是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失误的结果。“大跃进”的发动也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失误关系密切，“大跃进”的第一个高指标是毛泽东在苏联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对世界新的科技革命认识不足、缺乏研究，苏联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15年超过英国的战略目标；在国内，对经济发展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相信和支持越来越多的粮食和钢铁“卫星”，误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掀起了一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要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实现大跃进。“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认为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严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认为国际上，苏联共产党变修了，美苏要联合镇压中国革命，对形势的判断失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内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形势判断上的失误？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体制因素上的制约，渠道不畅，信息失真，造成决策的失误
科学地判断形势是和信息的全面、及时、真实可靠相联系的。信息是各种决策的基础，是一定政治体制、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传输的范围、速度、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基本尺度之一，也是衡量一种社会体制是否合理的基本尺度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照搬了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一些严重的弊端，对外是封闭半封闭，信息交流少、不全面，对内信息传输方式是以单一行政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性结构。由于种种原因，纵向渠道中自上而下，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渠道往往受阻，按照决策机关主观偏好收集加工处理信息几乎成为一种顽症。由此造成的信息失真又成为许多错误决策的基础。
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领导人手里，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是终身制，从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干部只对上负责，只要上级喜欢，就可以提拔重用，一些人就学会了吹捧逢迎上级。领导人有绝对的权威，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然后一呼百应。领导人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实情况。如毛泽东当年的卫士李银桥说：“到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记得这一年，他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毛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大家都是吃这种面包。毛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1〕党和政府的信息工作缺乏科学性，信息渠道不畅通，直接导致领导人不能正确地判断形势。
当时毛泽东的信息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各地记者的报道，各地公开的报刊和供各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一条是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供的书面报告和从政治局委员到省委书记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口头汇报。经过反右派运动、批判反冒进和反对右倾保守，这些材料经过了好几层的加工，往往带有很大的水分。1958年预言“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时所依据的是各地报来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产量、高速度。“文革”前夕，毛泽东对形势那种错误的估计，是因为看了各地按照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向中央报来的大批关于“阶级斗争”的材料，这种信息传输结构向他提供了大量虚假、夸大的阶级斗争情况。1963年9月，毛泽东根据各地报来的材料断言，在城市和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底，某省则进一步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已经不止三分之一。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只能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思想理论因素上的制约，传统思想和传统模式的影响
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新课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难题。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那时，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马、恩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论述，以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始终没能摆脱“一大二公”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始终未能突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走上了以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歧途。这种社会主义观点，使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难以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用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去衡量别国的改革，就把改革看作是一种倒退，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如用阶级斗争观点去解释波匈事件，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对帝国主义妥协，把商品经济的发展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把重视物质利益和经济杠杆的作用等同于追逐利润、金钱挂帅，是“物质刺激”，把重视个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作用视为恢复单干，把强调党政分工说成是否认党的领导，等等。这些“左”的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苏大论战中批判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政策的第三评和第九评中。这些对别国的误解，以及从中抽象出来的“新规律”，又被作为分析和认识国内形势的根据，如认为经济调整中的“三自一包”等也是修正主义，使之带上了一层特殊的严重色彩，加速了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初年代里，我们落后了，一度走上了一条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道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列宁在20世纪初曾提出对时代的判断，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以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坚持用这种观点看待世界形势。前苏联长期和美国搞军备竞赛，以至于被拖的精疲力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毛泽东一直坚持列宁这种对世界主题的认识，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曾经推行“世界革命”的外交实践；还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早打、大打，要准备打核大战”，结果，我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搞备战工作，进行“山、散、洞”建设和三线建设，整个经济建设要为国防建设和战争服务，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认识方法上的局限，用旧的方法、老的经验去观察新的事物、新的现象
中国人观察事物的传统习惯方法是重性质判断而轻数量分析。如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传介绍，注重其资本主义的性质，突出其侵略和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注意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他们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对国内各个阶层的变化了解分析不够，用旧的眼光看问题，习惯地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估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时，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1957年统计，我国的产业工人有1200万，资本家约有71万，产业工人与资本家之比约为17：1。可是，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以后，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之比，就变成了2：1。毛泽东当时曾说过：“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71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随着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的敌对势力也作了夸大的估计。毛泽东说：“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1200万”。〔2〕可是，这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估计。照这些数字看来，阶级斗争形势确实够严重的。
受过去革命党思维的影响也很明显。我们党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成长壮大的，善于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有着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这是我们党的一大优点。但是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时，当“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时，刚刚从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我们，还是革命党的思维，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迅速转变，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我们处理巨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经验，对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种种社会政治矛盾同样没有经验。党的这些历史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往往向后看，仍然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问题也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本来已经不能再使用的斗争方法又继续搬了过来，用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如1956年秋天，波兰、匈牙利发生动乱，本质上是反映了波、匈人民要摆脱苏联大国主义控制和苏联模式，力求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之路，其中掺杂着一些反苏反社会主义情绪或因素。毛泽东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是由于东欧党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强化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地位。此后，他把社会上一些可疑现象看成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又把党内分歧看成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与自己有分歧的人看成是“走资派”、“修正主义”，把国内形势看得十分严重，认为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政军民各级机关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总之不要多长时间，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所以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
四、科技素养上的局限,领导人的科技和经济知识不够的影响
建国初期，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科学技术知识也是不多的。因为战争年代，时势要求领导者多注重军事和政治知识，而忽略了科学技术知识。例如：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讲到他年轻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情况说：“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到了建国以后，领导人主要忙于三大改造，毛泽东空闲时间也大量读书，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还是很少读科技书籍。逄先知在回忆毛泽东读书生活时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米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3〕
1958年的高指标、浮夸风，忽视科技常识和经济规律，都与领导干部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的粮食“卫星”，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错误口号，竟然受到鼓励，到处宣扬。这种虚假现象也蒙骗了毛泽东，1958年8月他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过当地干部的浮夸数字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4〕不久，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湖北时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小，要就很多很多，过去9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虽然他觉得怪，但还是相信了。他拍板确定了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大跃进”时工业上是“以钢为纲”，不断拔高钢铁的产量，1958年2月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当年的钢产量是624万吨，5月提高为800万吨，8月又提高到1070万吨，显然是超越客观实际可能的。虽然当时全国人民的生产热情很高，但就当时已具备的物质条件讲，不论交通运输、煤炭、电力、有色金属等部门的现有生产能力，或钢铁工业部门本身采矿、炼铁、炼钢、轧钢等各环节的现有生产能力，都远远不能适应。于是就求助于群众运动，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困难和损失。
五、领导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相混同。在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取代政府部门；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实际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手中，又没有有效的制度加以限制和制约，实质上是一种“人治”的体制，缺陷和弊端是很明显的。在毛泽东注意发扬民主，谦虚谨慎时，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1957年以后，毛泽东逐渐骄傲自满起来，为了推行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他逐步转向个人专断，1958年初，他提出“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的领导原则，强化个人的决策作用，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结果，在会议上，有的同志马上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5〕个人崇拜的不良之风发展起来。
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毛泽东与全党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便逐渐形成了领导和服从，指示和执行的不正常的关系，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如北戴河会议的1070万吨钢指标，完全是凭空设想出来的荒唐指标，中共党内无人能够或者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左”的思想完全被会议的参加者所接受，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缺少民主，特别是缺少党内民主，这是毛泽东犯错误又不能及时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勃兴，1959年庐山会议决定反击“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1963年以后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两个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是个人决策的典型形式。这些决策都没有经过任何严肃、认真和科学的论证，只是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经验去判断形势，做出决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判断又成为党中央的判断，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左”的思想恶性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六、国际局势因素上的制约，美国和苏联的压力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时，帝国主义实行了所谓遏制加孤立的政策。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力图控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以至军事上的压力。1958年夏天，美国蓄意制造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唆使蒋介石骚扰破坏大陆。中国受到的压力很大，“大跃进”的发动就和这种压力关系密切。
“大跃进”开始后，中苏矛盾逐步激化。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苏联领导人到处抨击和讥讽“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都强化了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和苏联对着干的决心。苏联政府突然于1960年7月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扰乱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这时，毛泽东仍把钢铁指标视为继续“大跃进”的基本标志，提出要炼争气钢。
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毛泽东断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并认为这是由于斯大林过去对国内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导致自己被修正主义所否定。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国内反修防修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决心重提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以后，毛泽东的心目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判断，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最危险的。于是，他在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谈话中，便鲜明地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并不断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断发展深入党内，造成党内关系日益紧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要重建他的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1966年的“五一七指示”集中勾画了这种理想社会的蓝图，实际上只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6〕当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平均主义，受到党内各级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时，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说党内存在独立王国，要复辟资本主义，红色江山就要变色了，就发动“文革”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结果造成了十年内乱，损失巨大。
总的看来，科学判断形势，实属不易，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会出现失误，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历史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要科学地判断形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用新的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战略思维能力，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其次，要科学地判断形势，营造全党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各级干部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和业务素质，科学决策，科学执政。要科学地判断形势，要建立和完善渠道畅通的信息网络体制，要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信息要全面、及时，要真实可靠。第三，要科学地判断形势，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第四，要科学地判断形势，要有世界眼光，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要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高起点、高水平地把握全局，谋划未来，开拓前进。
注释：
〔1〕《新华文摘》，1989年第7期，第109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484页。
〔3〕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页。
〔4〕《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页。
〔6〕林蕴晖：《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1页。
（本文作者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法学硕士 浙江宁波315010）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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