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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基本特征
郑 洁 刘红梅 何宏兵
〔摘要〕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的结合、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结合、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的结合、廉洁自律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发扬正气和打击邪气的结合、党内斗争与政治运动的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拒腐防变；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4-04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对此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形成了其独特的拒腐防变思想。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拒腐防变思想,掌握其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党在新世纪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廉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的结合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及时了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是毛泽东研究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毛泽东极其重视拒腐防变的理论研究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以此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为了有力地支援革命战争,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要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为了防止军队内部的腐败,保持军队旺盛的战斗力,毛泽东亲自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古田会议上,针对红军中享乐主义抬头的现象,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重要报告；主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把“不吃鸦片”、“不赌博”、“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作为入党的条件之一,如有此观念屡教不改者,则一律清除出党。通过召开这次会议和作出《决议》,从而有力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了红四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其中包括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等内容,有力地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为配合延安整风,毛泽东还亲自写下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系列文章,对于纠正党内的不良思想和作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并把它作为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着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重大转变,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成为执政党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及时把拒腐防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
总之,毛泽东对于拒腐防变的问题,既紧密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又能与时俱进,把拒腐防变放在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党的战斗力。
二、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结合
为什么拒腐防变必须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这首先取决于二者的特点。思想建设的特点是建立自我约束的机制，往往具有较大的弹性。因为思想的、观念的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建设的特点是具有可操作性，随意性较小，有利于规范工作和行为，因而比较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其次，取决于二者的功能。思想建设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免疫力，即从主观上解决防止腐败的问题。制度建设解决的则是如何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从客观上解决防止腐败的问题。腐败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再者，取决于二者的关系。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一方面，制度建设以思想建设为根据；另一方面，思想建设以制度建设为条件。制度建设搞好了，有利于培养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意识，为思想建设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总之，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毛泽东拒腐防变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拒腐防变的思想建设。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毛泽东高度重视拒腐防变的正确思想教育，其主要内容是：（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核心；（2）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3）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关于这三个方面，毛泽东有大量的论述，武装了全体党员干部，整整培育了一代人，从而有力地防止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不忽视拒腐防变的制度建设。拒腐防变是一个长期性、经常性的任务，不能设想在一个早晨就把腐败现象一扫而光，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走法制化、制度化的路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亲自主持制定了许多重要法规，为拒腐防变的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善于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使反腐败斗争既有深度，又有力度；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在这方面，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的结合
毛泽东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党风”概念的人。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他把党的作风概括为党风，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2〕这样，毛泽东就把党的作风由党的工作作风扩展到党在政治、思想、组织、生活等方面的作风，由党员个人的作风扩展到党员整体作风。此后，党风逐渐有了确切的含义，即一个政党和它的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和学习上的作风，是党性和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党风即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
廉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主要是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一种规范化行为，它是一种优良作风。勤政亦是廉政题中应有之义。廉政的实质是使权力行为符合规范，其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廉政主要是指党和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一种规范化行为，就是说，廉政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而且还包括党的机关，同时还包括企事业等党的基层单位。可见，党风与廉政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党风和廉政之间的这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表明：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抓党风建设带动廉政建设，抓廉政建设促进党风建设，通盘考虑和安排，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战果。
我们认为，毛泽东拒腐防变理论同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关于廉政建设的理论不是一个概念。很明显，毛泽东拒腐防变理论包括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和廉政建设的理论，不能把前者和后二者割裂开来；同时，又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二者的某一个方面，后二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拒腐防变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很好地处理了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回顾毛泽东拒腐防变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萌芽，在瑞金时期初步尝试，在延安时期基本形成，在建国前后完全成熟。
四、廉洁自律与群众监督的结合
为什么拒腐防变要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我修养和依靠人民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呢？这是因为领导干部的自我修养和外部监督是辩证统一的。
自我修养是在外部规范的要求下进行的，要努力与外部规范相适应，而外部的规范以及监督，则要通过内部的思想运动和修养过程才能起作用。一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要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修养。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的光辉典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了。他做到四个管好：一是管好自己，二是管好亲属故友，三是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四是管好自己家乡的干部。另一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依靠人民监督，找到了一条民主新路。1945年，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跳过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发展周期，对此，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放松。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毛泽东的这段话独具远见卓识。发展民主是根治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措施。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官僚主义是根本对立、互为消长的，要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对民主监督的各种形式如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都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人民群众对政府监督的思想是其核心。之所以如此，有这么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各类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并为人民办事的，无任何理由脱离自己的“主人”不受主人的监督。其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制度，它比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有巨大优越性。但是，客观上讲，作为一种权力，也必须要受到制约与监督，否则就会被滥用。那么，在我们国家最经常、最有效的监督政府、制约各级干部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其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搞腐败的人手段无论再高明，也终不会长期地瞒过人民群众。因此，只有充分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
之，毛泽东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我修养和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综合了我国历史上重教化的“贤人政治”传统和西方重监督的“民主政治”传统的合理因素，为拒腐防变提出又一新思路。
五、发扬正气和打击邪气的结合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4〕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这是毛泽东拒腐防变的一个重要思路。
毛泽东是如何发扬正气的呢？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推进、激励和启发等作用。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树立了一些什么样的发扬正气的典型呢？这主要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好八连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这些典型精神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含义，但都贯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黄克功的处理，在建国初期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表现了消除党内腐败现象的高度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魄力，对于腐败违法者决不迁就。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二是有利于教育广大干部，三是有利于从总体上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四是对于犯罪的本人也是一次教育。
自古正邪冰炭不相容，毛泽东善于把发扬正气和打击邪气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强烈对比中使人们受到震撼，受到深刻的教育，真正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拒腐防变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清正廉洁的目的。
六、党内斗争与政治运动的结合
用学习马列、整党、整风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认为,通过整党整风,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可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建国以后,党借鉴延安整风的好形式、好经验,先后进行了全党的整风和整党运动,以克服党内,首先是党的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惩处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的极端严重现象。通过这些整党整风运动,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堕落,党和政府的工作中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基本保证了党和国家的绝大多数干部勤奋为民、廉洁从政,50年代那种清新的社会风气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群众路线的执行,最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否都发动起来了,加入进来了。为此,他多次提出必须加强人民民主建设,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权机构管理,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另一方面,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及政府,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制约。由于毛泽东的拒腐防变思想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和群众革命的色彩。毛泽东强调廉政建设、拒腐防变要“依靠群众”,但他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依靠群众”的方式和途径,而是热衷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表达意愿的方式往往是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出现。因此,采用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达到整顿我们党的作风和清除腐败的目的,是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中别具一格的特点。从“三反”、“五反”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再到1964年的“四清”(社教),直至“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应该承认,这种历史中形成的以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曾起到过重大的作用,也有不少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吸取。然而,单纯的群众运动、政治运动并不等于民主,也不是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治本之策。
综上分析,毛泽东关于拒腐防变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其理论设计是系统的,拒腐防变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可行的,具有长远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不可否认,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上毛泽东在认识上的偏差,存在一些缺陷和失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江泽民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拒腐防变思想,他们不仅非常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把拒腐防变当作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而且强调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去解决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党群关系和党内腐败问题,要从制度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强调教育是基础,法律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拒腐防变的现实途径。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第812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版，第157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5页。
（本文为2006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完善拒腐防变机制研究》（2006-ZD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文作者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0065）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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