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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性贡献
许华卿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我党、我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历史性巨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以其惊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智慧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思想路线、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思想路线；经济；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21-03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探索。在反对“两个凡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的同时，重新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继续困扰着中国人民，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真正探寻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从思想上抵制、批判“两个凡是”，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是带有很大迷惑性的教条主义。既要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科学地认识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这就需要具有惊人的理论胆识和超常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早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就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更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所以要求“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并要求在对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认识的基础上，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
在提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经过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路线。强调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前提，是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的保证。他深入分析了党内思想僵化的历史、制度原因，针对思想僵化的种种表现，重提：“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并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求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只有在充分的民主基础上，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提出要为民主创造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针对民主的制度化要求，提出宪法和党章是实现公民、党员权利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对民主法制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阐发：“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应该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先声，大大推动了中国民主、法制的历史进程。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体现在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重新阐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力主打破“平均主义”确立按劳分配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推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在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全新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此，力主推动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实现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从中国人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强调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目标作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阐释，规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同时又带上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够容易为老百姓所认同、理解。这一思想也成为日后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直接理论来源。
在修正“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充分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具体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提出处理分配问题主要是看劳动而不是看政治，不是“按政分配”和“按资格分配”。针对这一原则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实行严格、全面、经常的考核制度等；克服以前片面的精神鼓励，提出奖金制度、稿费制度和发明奖励制度等能够更加调动、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具体制度。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思想保守、观念落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的情况，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客人时就提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的口号，批评了把向西方学习叫做“崇洋媚外”的错误观点，认识到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并鲜明地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提出要在保留好的传统，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笔者注：指开放政策）。这样就把我国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作了更加科学、更加适时的解释。这一思想从方法论层面体现出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为全国人民松了思想上的“紧箍咒”，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利用外资方面，提出“利用外资是个很大的政策……应该坚持”。在对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国利用外资经验和我国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外资的前提：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有偿付能力。引进外资的目的：引进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对外环境。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
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富有远见卓识地提出：“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的这一思想也就成为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之水。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探索。邓小平对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探索，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对十年动乱期间“无法无天”状况反思，在重新确立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深度挖掘和探索；从横向、纵向双向度理顺党政、政企、中央地方的关系；对党、国家的“混乱”状况整顿基础上注重结合实际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
针对“文革“期间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状况，邓小平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并认为只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重申创造民主条件的“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主张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从民主的主体来看，邓小平特别关注农民的民主权利，提出了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的根本原则：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一思想也就成为日后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理论基础。对于民主的深入挖掘，集中体现在他提出了通过加强法制来保障人民民主的办法，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作出了说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提出了循序渐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直至今天，这些思想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他还着重讲了经济民主问题。这实际上是解决我国的经济管理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从而提出大胆下放权力以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各方面积极性。提出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强调在统一的前提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在解决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方面的重大创新，为日后政企分开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关系提供了借鉴。在微观层面上，提出在管理制度上，要注意加强责任制，并提出使责任制真正发挥的三方面措施。这些措施直接指向了后来的行政首长责任制、厂长责任制改革。
邓小平从抓关键的哲学高度出发，针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提出关键是通过实事求是地回归而搞好党风，继而转变其他社会风气，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全党的表率。针对党内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党的建设受到极大削弱的现状。重提毛泽东的建党学说的精髓：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通过整党整风，使全党培养了一种好的学风、党风。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组织、领导保证。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把推动教育、科技战线拨乱反正，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真正实施，同正确认识知识分子，正确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结合起来。强调对于思想问题，在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一定要坚决执行“双百方针”。并提出许多具体措施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实行，这不仅成为拨乱反正的理论武器之一，也成为日后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的根本指针。
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是与正确认识知识分子，正确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的。邓小平在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实现现代化的高度，认识教育、科技的重要性，以推动拨乱反正的进程。提出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这一提法又与全新认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在深入分析劳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提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的思想，这样就从根本上纠正了“四人帮”提出的知识分子“白专”论，并提出“又红又专”的全新标准：“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按政治标准说，就不能说他白，而应该说是红了。”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断。并就思想改造问题，提出工农、党员和知识分子都需要不断改造，这样就把知识分子从被改造的位子上救了下来，为他们积极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重提毛泽东“‘老九’不能走”的提法，在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的同时关注他们物质待遇的改善，提出了在科学、教育界实施奖惩制度的思想，这样就把按劳分配的政策贯彻到了脑力劳动领域，这在我国历史上还属开拓性的贡献。并提出从体制、机制上保证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研究机构建立技术负责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的根本制度，做到了既能加强党的领导又能发挥专家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教育方面，从教育功能的普及与提高，国民教育与业余教育，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等方面提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在教育的学制、教育机构健全方面的不懈探索都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培养人才的标准，在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基础上，针对“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提出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以“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强调要做到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不断有新的进步。经过上述实践，最终使得“‘四人帮’肆意践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06级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编辑/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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