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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与“三面红旗”的形成
林志彬
〔摘要〕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对“三面红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建国前后各项事业迅速取得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共和全国人民加速发展经济建设的信心。这种加速发展经济建设的信心，促成了总路线的提出。把革命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推动了“大跃进”的发生。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来激励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导致了人民公社的出现。
〔关键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中图分类号〕D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61-03
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其引领下相继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俗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至深至巨。近50年来，人们对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争议颇多，或赞誉，或批评。在这里，笔者拟就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对“三面红旗”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作些分析和评价，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一
总路线的提出，大家一般都认为，是毛泽东超英赶美、批判反冒进的产物和不断革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结果。而笔者更认为总路线的提出与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中国革命前期，由于多种原因，革命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挫折。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1945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向日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日本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原定大约要5年左右基本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结果只用了3年时间；原来设想3至5年恢复国民经济，结果3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原定经过15年左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却只用了3年时间；尤其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更是振奋人心，所有这些不能不激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加速发展经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1〕在国民经济迅速得到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2〕由此可见，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和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总路线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对此，薄一波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由于建国以后各方面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毛主席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3〕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之前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4〕这两次会议召开不到两个月，我们党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就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基本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
“大跃进”的发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群众运动解决经济建设运作方式的一个选择。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他们的心目中早就明确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接着又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感到这一模式未必适合于中国，因而决定另辟蹊径。在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过去搞革命靠群众运动，取得了胜利，现在搞建设，也应靠群众运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佳途径。他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里所说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5〕
“大跃进”运动中，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群众运动广泛开展。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了约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全国开挖了十万多个小煤窑，组织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些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强调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6〕1958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明确提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这表明，群众运动已被明确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运作方式。正如薄一波所言：“‘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7〕尽管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内在的规律不一样，但是，一般地否定双方可以采取同一种方式来运作，断言不能用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方式搞经济建设，似乎理由不足。这是因为，无论是解决军事打击的任务，还是解决经济发展的任务，都必须依靠人这种主体力量。从逻辑上说，动员的人越多，被动员的人积极性越高，所形成的力量就越大，解决问题的速度就越快。毛泽东成功地进行过人民战争，他再次采用动员民众参与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不能说没有道理。
三
众所周知，要搞“大跃进”，必须把人民群众调动起来，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热情和积极性，回顾建国前的一段历史，毛泽东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8〕“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经相当的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9〕他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0〕“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11〕可见，毛泽东坚信，战争年代的那股劲、那种革命热情，是实行供给制的结果，在建设年代实行供给制，照样可以出旺盛的斗志。与“大跃进”相伴而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人民公社实行的分配制度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继续采用战争年代供给制的分配办法来调动人们劳动热情的思路。
要发展经济，必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运用物质激励的方式，通过多劳多得，褒奖劳动效果好的劳动者；二是运用精神激励的方式，倡导大公无私，褒奖集体主义精神强的劳动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毛泽东当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只能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物质激励原则曾被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否定过，至少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条件去修正他们的结论。苏联当时试图用物质激励方式推动改革，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吸引力，因为这种改革被看作是迈向修正主义的一个步骤。而对善于依靠群众运动进行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毛泽东来说，精神激励原则却极富可行性，可以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四
“三面红旗”曾被视为骄傲的旗帜，令人遗憾的是，它实行的时间并没有太久，就产生了问题。问题出自何处呢？比较起来，建设要解决的问题和战争要解决的问题具有若干方面的差别。这里仅从经济发展速度、运作方式和分配制度三个方面来进行评判。
首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把经济尽快地搞上去，力争高速度，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这一要求只能同时是高效益高质量、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高速度。“多快好省”，从字面上看，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都包含进去了，都有了。但是，由于没有一系列合乎实际、合乎规律的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合理的经济体制、经济管理办法来保证，单靠鼓干劲、争上游，是很难实现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的，即使一时达到了，也是很难维持住的。而且，在“多快好省”四个字中，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它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做到互相促进。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多次指出：在强调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2〕
其次，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毕竟不同于打仗，不同于搞土改，把土改、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方法运用到建设上来，无法对号入座。因为，搞建设虽然也要处理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跟战争、土改所要求解决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近代工业生产是个庞大的复杂的结构体系，各部门之间，各环节之间，既有精密的分工，千差万别的专业作业，又彼此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需求是我的市场，我的产品是你的生产条件。在这里，就不能攻其一点或两点，不顾其余。同时，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熟悉掌握和严格遵守客观规律，有准确的信息、精确的计划与计算、严密的规章、严格的纪律、精细和准确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劳动者。不顾这些要求，只依靠群众运动冲击、猛干、乱干，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邓小平曾经明确地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3〕靠科技推动经济发展，靠教育培养劳动者的素质，这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最后，从战争和建设所解决的问题来看，战争解决的是生死存亡问题，这对每一个战争参与者来说都体现了某种平等性，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对战争结果的关注首先是取得胜利。战争胜负，对将军和士兵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结局大体是相似的，这种状况极易促成上下同心协力的局面。而建设解决的是财富增长问题，人们对建设结果的关注首先是利益分配方式。换而言之，战争对参与者积极性的调动往往通过自身就能解决，而经济建设仰仗的参与热情则需依赖合理的利益分配来实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实行的供给制，对于克服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困难，调动士兵和农民的积极性，保障战争的胜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光有精神上的激励，不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不重视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经济机制把不同人们的物质利益正确地结合、协调和发展起来，工作也是搞不好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4〕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对于“三面红旗”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我们不应当忘记。“三面红旗”，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正确地分析和总结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33-1434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3〕〔5〕〔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2、747、747页。
〔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6〕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第10页。
〔8〕曲庆彪：《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9〕高远戎：《“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78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37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本文作者 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法学硕士 广东广州 510006）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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