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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肖小华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和服从于当时的中心工作,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确立不同的教育内容，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干部、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
〔中图分类号〕D2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64-03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对干部特别是红军中下级指挥员和苏维埃政府各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消除红军队伍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迫切，对动员广大群众起来革命、支援苏区建设越来越紧急。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对红军官兵、党员干部、当地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工农红军的总任务——“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一切工作都服从战争、服务战争，争取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是一切工作的大前提，这是当时中央苏区的基本国情。基于这一基本国情，1932年10月27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在红军队伍中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用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在敌军中的中心任务是争取白军士兵群众,瓦解敌军。在地方群众中应加紧争取白区群众,争取苏区的扩大,优待红军家属,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造成红军极巩固的后方。1933年7月7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第四号训令强调:“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斗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动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报告中也强调:“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
这些规定，确保了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当时党的政治总任务。具体来说，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是：一是进行马列主义普及教育，培养和造就一批有较高政治素质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贯彻党的策略路线的素养，增强他们的政治分析、群众工作、社会调查的能力。二是把红军队伍锻造成为一支政治坚定、组织巩固、纪律严明、坚强有力、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以担负起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任务。三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讲清工农群众灾难深重的原因，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宗旨、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从而唤起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四是强化时事、政策的现实教育，让广大群众了解粉碎敌人“围剿”的意义，了解这一战争与他们本身的关系，然后使他们在这个斗争中认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尽些什么责任。
二、根据教育目标，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教育内容，选择教育的方式方法。
1. 对红军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队伍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比重过大，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上部队补充了大批俘虏，旧军队的一些思想作风也带到了红军中。针对红军队伍的现状，红军政治部有计划地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了革命形势和任务教育（如革命的前途、目前的政治形势、红军的任务）、红军常识教育（如红军发展史、红军的三大任务、红军的宗旨）、政治常识教育（如社会发展史、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军民关系教育（如怎样做群众工作、纪律教育）等。采取的办法主要是：一是通过集会着重对新兵和俘虏兵进行教育，以使新兵和俘虏兵较快适应部队的工作和生活，缩短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二是创办培训军队党员干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是成立对红军党内错误思想的纠正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清除红军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四是采取上政治课、早晚点名、集会讲话、个别谈话等办法进行教育。五是颁布训令和誓词，发挥制度的教育保障作用。如1933年7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人誓词》，内容虽然只有五条，但通俗易记、约束性强、富有号召力，表明了红军的性质、根本任务和誓死保卫革命利益的坚强决心。
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对红军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点，诸如“万户(指地主)欠我钱!”、“千户(指富农)不相连(指中立富农，富农不受连累)!”、“百户(指中农)跟我走!月月八块钱(待遇)！”这样言简意明、生动有趣的口号举不胜举。为提高红军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还特别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战士的实际出发，要改善政治工作的方法，要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死板的工作方式，使政治工作做得更生动活泼。
2. 对全体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是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33年8月10日，中央组织局发出《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指出:“应当有计划有目的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为此中央苏区广泛开办了支部流动训练班，它“是训练一般党员的学校，是利用党员空闲时间不脱离生产地给党员各种必要的教育”。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以及各种类型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编印了许多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的读本，供学员使用。在张闻天的倡议下，1933年4月9日还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组织党员有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印刷出版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先后编印了大量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党员训练材料，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如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的纪律、共产党的任务等；同时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的著作。
除此之外，对党员的教育方法还有办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召开支部大会、小组会和政治讨论会等。
3. 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及战斗的日益频繁，对干部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干部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从当时情况来看，干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很多干部参加革命时间较短，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水平较低。他们虽有反抗压迫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但家仇私恨的成分较多，少数干部身上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纪律松懈、极端民主化思想、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等不足。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有革命理想、有领导才能、斗志旺盛、德才兼备的干部，以领导广大军民进行革命战争和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根据这一任务,针对干部的实际情况,中央苏区时期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阶级教育、党性教育、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时事政策教育、民主政治生活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如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运动的几项基本工作、区委应该怎样领导支部工作、为什么要打破金钱观念、家乡观念等等。其教育方式主要是:①发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既是提高党员理论素养的场所，也是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的场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组成的省一级研究会,其目的是“深造中央一级及省县一级工作人员的思想与理论”。另一个层次是一般干部的研究会,主要目的是加强一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形成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②创办干部学校对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干部学校主要分军事政治学校、苏区党校、各类专业学校，这三类学校的共同点都以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主要目的,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理论教育。③创办干部培训班。省委训练班培训县级干部、省巡视员、县委训练班的教员和区级主要干部，县委训练班培训区委干部、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和主要支部书记。1931年6月8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新调来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的第三号训令》，批示用以下四种办法来训练干部：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用行政纪律来教育、开短期训练班。
4. 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对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方式方法上，根据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共同点是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打破他们身上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以深入思想斗争，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加苏维埃各方面建设。
对一般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业余的文化教育（如创办各种业余学校、普及识字运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文化教育之中。如俱乐部既是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场所，也是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宣传的主要场所。列宁室既是各机关识字、读报、娱乐的一个组织，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的附属组织。
针对妇女这一群体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没地位，而且还受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及“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思想的严重束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等特点，对她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则首先是灌输男女平等的思想，进行思想解放，解除思想桎梏,然后再进行文化知识与政治理论教育。
对中小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与战争和建设苏维埃紧密相联的。1933年10月4日中央教育部发布《小学教育制度草案》，指出：“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训练现在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的后代，同时在这基础上准备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现在和将来绝对不可分离。”1933年12月14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草案》规定：文化教育的任务是“不仅要使目前广大男女青年、成年群众以至儿童，都成为强有力的参加革命战争之一员，而且要使广大儿童成为革命的新后代，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围绕上述目标，当时对在校中小学生的教育除灌输阶级意识和政治观点教育外，还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党团社会活动，如组织扩红宣传队、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收集破铜烂铁支援军工生产、参加查田运动和春耕生产等。
1934年6月2日，瞿秋白在《斗争》第62期发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指出：“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众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在识字运动中，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标语、口号为识字教材，以达到识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功效。“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总是人；一不平，大家鸣”是《工农兵三字经》这篇教材的开头。《工农兵三字经》这篇优秀的成人教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昏庸、腐朽和黑暗，反映了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悲惨生活，提出了工农兵只有团结起来，努力革命，才有出路；同时充分发挥群众戏剧和文娱宣传的作用,在工农剧社和俱乐部的带动下，苏区的群众几乎人人都会唱当时流行的红色歌曲。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战争的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中央苏区时期，我党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和服从于当时的中心工作,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寓思想教育于实际工作之中，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９月第1版。
陈元晖、邹光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董源来、范程、张挚：《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袁征：《论中央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张文标、李光成：《中央苏区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张美琴：《论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及其先进性》，《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本文作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 江西井冈山 343600）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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