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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
张亚勇 郭清梅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进行了富有特点的民主政治建设，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实行普选制和竞选制，改革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实行参议会制和“三三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发挥法制保障作用；进行宣传鼓动和国民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主政治建设；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67-03
抗战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同时，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革命力量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上百万人，革命根据地由有限的几个发展到数十个。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我党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富有特点的民主政治建设，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认真回顾和总结抗战时期我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实践，对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行普选制和竞选制，改革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人民有无真正平等的选举权利是评价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为了建立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各根据地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选举法规，对选举制度加以规范。
在选举资格方面，边区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选举制度。边区民众享有普遍的选举权，规定除汉奸、刑事犯以及精神病人外，在陕甘宁边区，“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这一规定体现了边区选举范围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普选权第一次使广大的中国民众享有平等参与政治的资格，为群众提供了表达利益的渠道。
在候选人推荐方面，实行公开竞选制。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各级组织提名候选人时，不仅推荐自己的党员，同时也推荐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他们提供条件，“在必要时须以自己的活动去帮助真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非党人士竞选”。〔2〕由于允许竞选，选民可以对候选人进行监督，根据候选人的表现决定候选人的去留，及时淘汰不合格的人员。
在选举方式方面，1939年由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地规定“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及选举方法。从各根据地民众政治文化普遍偏低这一现实情况出发，边区的选举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形式让广大民众参加民主选举，比如“背箱子”、“投豆子”、“乍胳膊”等投票方式。“背箱法”则是由工作人员背着箱子，亲自到选民中去请他们投票，这样即使在农忙时节也不妨碍选举的进行。“投豆法”是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斗，选民愿意选谁就在谁的斗中放一颗豆，最后通过数豆来计算选票。边区这种严肃又灵活的选举制度，真正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从选民的参选率来看，陕甘宁边区选举的民主程度是很高的。以1941年的第二次大规模直接选举为例，据吴堡第六区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共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3〕这样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无疑起着重要作用，而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正是建立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
普选制和竞选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唤醒了群众的民主意识。这是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实行参议会制和“三三制”，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如何加强权力运行中的约束和监督，防止权力被滥用，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政权实行了很有特色的参议会制和“三三制”。各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一般分为三级，即边区、县和乡三级。边区和县级参议会休会期间均设有由议员互选产生的常驻委员会。乡级参议会休会期间不设常驻议员，实行议行合一制，与边区和县的设置不同。关于各级参议会的职权，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之决议案，咨送同级政府执行，如政府委员会对决议案认为不当时，应即详具理由，送回原参议会复议”；〔4〕“如下级参议会议决之案件有不当时，同级政府受上级政府或上级参议会之指示，得停止执行”。这样，它们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制约，结合而成边区的各级政权机构。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一切有关的司法工作均由高等法院负责。法院在行使司法职能时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行政上要受政府的领导。陕甘宁边区这种政权结构模式，符合边区的客观实际，在当时是相当民主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拥有的选举产生政府，监察、弹劾政府工作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甚至立法的权力。由此可见，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和民意机关，区、县、乡三级参议会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之权，边区参议会有创制边区单行法规之权。政府由参议会选举产生，接受参议会的监督，同时，对参议会也有一定的制约权。
为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陕甘宁边区还在政府组成人员方面进行了配备，创造性的实行了“三三制”。在没有实行“三三制”原则的1937年选举时，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清一色”现象还比较普遍。这样的政权结构不利于调动各抗日阶层的积极性，也是与统一战线原则相悖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党在1941年边区选举中规定了“三三制”构成原则，同时也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保证把更多的党外人士吸纳到政权中来。经过“三三制”改造的边区政权真正成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调动了各阶层的积极性，代表了各方利益，容纳了各界精英。
“三三制”原则的精神实质是为了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建设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府，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让另一种势力来监督共产党，以防止自身腐败和激励工作效率的作用。在一党领导的体制下，极容易产生以党代政，包办代替的执政方式，也容易使党失去监督而滋生腐败。因此，“三三制”对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对此，1942年3月，谢觉哉在《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一文中，就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为什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5〕
参议会制和“三三制”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政治构架，真正体现民主精神，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开创性尝试，对于怎样加强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进行有效监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发挥法制保障推进作用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的运行具有严格的规范性，排斥随意性。这就要求民主以法律为基本依据进行操作，民主权利的行使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邓小平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6〕一是通过全方位立法规范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我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在部分吸收、援引国民政府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民主政权的法律体系。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导下,各根据地分别制定各自的施政纲领，先后制定颁布了选举法、政权组织法、刑事法、土地法、诉讼法等法律，以及人权条例、婚姻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各项法规，对人民应享有的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对政府的权限和行为做出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针对中国缺乏民主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立法中做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具体规定。在保障人民平等权利方面，强调要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歧视妇女，实行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在参政权方面，强调了人民可以用各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保障民众自由权方面，规定除司法、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公务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均不得对任何人加以压制、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游街或施以任何侮辱人格的行为。
二是通过完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适时建立了各级刑事审判法庭、民事审判法庭、刑事审判委员会、民事审判委员会、民事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用于监管和改造犯人的监狱等司法机关则建立起相应的审判制度、调解制度、刑罚制度和狱政制度等，形成了完整的司法体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人民陪审员则由审判机关邀请陪审员，民众团体选举陪审员，机关、部队和团体选举陪审员等形式产生，他们参与案件的审判活动，对司法工作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人民调解制度包括民间自行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制度体系，它在处理人民纠纷、解决人民矛盾、缓解诉讼压力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是通过创新审判方法和形式落实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司法活动与行政执法的复杂性特点，往往会给执法带来诸多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党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创新和发展了审判方法和形式。在审判方式上，形成了法庭审判、就地审判、巡回审判等多种形式，出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殊形式；在民事调解方面，出现了多层次多形式的调解活动，群众路线的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落实。在执法中坚持轻刑罚与重教育感化的原则，做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严禁刑讯逼供，努力给犯人以出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抗战时期我党积极进行的法制建设实践，是我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创举，为我们今天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进行宣传鼓动和国民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既需要大批具有较高政治文化素质的干部去贯彻落实，又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各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成为制约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因素。通过民主政治建设，把广大人民吸收到政治活动中来，不断提高各阶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途径和最基础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各根据地的政治文化建设，通过宣传鼓动辅之以基础性的国民教育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
宣传鼓动是进行民主动员和提高民主意识的有效途径。抗战时期，我党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法。一是通过以身示范进行民主宣传鼓动。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十分重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张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来实现党的领导。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精神，也直接影响和教育着人民群众，为民主思想的宣传鼓动提供了范例，这必然促进根据地人民的民主觉悟程度不断提高；二是通过组织群众进行民主宣传鼓动。我们党注重组织群众参与民主活动，使他们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的方法和民主思想，领会和掌握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在根据地内，人民群众都分别参加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商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和群众团体，使他们在这些群众组织中，受到了鲜活有效的民主教育；三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民主宣传鼓动。充分运用了宣传演讲、墙报标语、报刊书籍、布告传单、戏剧演唱、学校和培训班等多种途径和形式，使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使民主意识深入人心。
国民教育是一项经常的基础性的民主启蒙工作。针对由于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而制约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群众文化素质的措施。一是推行消灭文盲政策。1941年5月1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14条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这里包括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十分广泛的内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由于边区绝大多数群众都不识字，所以纲领把扫除文盲放在各种社会教育的首位；二是采取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了发展文化教育，193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纲领更明确规定要“尊重知识分子”。纲领颁布后，《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倡自然科学》等，对这条内容加以解释。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4年，边区小学的数量已达到1090所(内有民办小学574所)，学生33686名。1945年小学校发展到1377所(内有民小1057所)，学生34004名(内民小生16797名)。〔7〕
民主思想的宣传鼓动和国民教育在提高群众的识字水平和认知水平的同时，也使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大大提高，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为推动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抗战时期我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认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取得革命的胜利，今天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很有价值的。
注释：
〔1〕《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93、208页。
〔2〕《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45页。
〔3〕宋金寿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
〔4〕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45页。
〔5〕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27日。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7〕抗日战争史学会：《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版，第257页。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2005级博士研究生；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河北石家庄 100091；050031)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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