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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的实践意义
王盛泽
〔摘要〕党中央作出广东、福建两省在开放改革方面先行一步的重大决策，完全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和两省实际充分认识基础之上；两省也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从实际出发，发挥自身优势，在开放改革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很大的成功，总结出宝贵经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两省先行一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关键词〕广东；福建；开放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77-06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国内外对它的研究论著也已经很多，对于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也似乎众所周知。为什么又提出这个问题呢？本人觉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过于笼统、模糊，而且对于开放改革的研究较多地注重于经济特区，而从广东、福建两省在开放改革中先行一步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不多，虽有一些研究，也不很系统、深入，大有被特区研究代替之势。还有些人则对两省先行一步有不同认识，从而产生些许误解。基于此，本文才提出此问题进行探讨。
党中央作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由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的重大决策，这是有其历史地理原因和由各方面条件决定的，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一、中央决策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和两省省情的基础之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此之前，中国“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些都决定了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但如何迈出第一步，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必须慎重决策。
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了逐步开放的路径。当时的国情是什么呢？就是“左”的影响太深，自我封闭太久，各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在这种背景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要从一个封闭的传统大国一下子转变为对外开放，真是谈何容易。人们都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也是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从地理方位来看，中国这么大，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对外开放，而只能先开放几个点，作为探路先锋，等试点取得成功，有了经验后，再逐步推开。所以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开放改革必须走渐进的路子，实行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央确定首先开放广东、福建两个省的决策。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倡议，讨论了对外开放的有关问题，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选中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呢？这也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经过从各方面慎重的考虑，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两省最大的省情和特点：一是邻近港澳。这是地理方位的优势，两省同处东南沿海，面向港澳和东南亚，与港澳的关系极为密切。港澳同胞500多万大多数是广东籍的，历史上，广东与港澳就连在一起，互动关系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实行“暂时不动香港，充分利用”的政策，虽然香港是在港英统治下，但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跳板，发挥着重要作用。广东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进出口贸易等都要经过广东中转。在1950年代中期，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人就曾经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利用香港的资金，发展加工贸易。〔1〕正因为这种原因，从1957年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两届在广州举办。福建与港澳的关系也很密切。港澳住民不少也是福建籍的，福建与港澳的贸易额一直是占居前列的。
二是华侨众多。广东、福建都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华侨华人与归侨人数居全国第一、二位，远远超过其他省份。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华侨2000多万人，其中广东籍的约800多万人，福建籍的约500多万人，两省合计达1300多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的65%。两省还有归侨、侨眷1500多万人。这是两省的最大特点和优势。邓小平也认为，拥有几千万海外爱国华侨，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2〕
三是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有优良港口，交通比较发达，加上侨乡影响，与海外联系比较密切，文化比较高，人才众多，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和开放意识，对外面的信息比较了解。1980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指出：广东有不少干部有办企业和经营商业的经验，有较高的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人民的文化水平较高。
四是地理条件好，两省气候温和，作物生长周期短，有发展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的良好条件。资源也有一定优势，有发展出口土特产品的条件。
五是因为邻近港澳，面对台湾，两省先发展起来对解决港澳和台湾问题是个有利因素，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可以发挥大作用。中央批示指出：两省打开了局面，创造了经验，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的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3〕
此外必须着重提到的一点是，两省在计划经济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工业区，反而偏于一隅，加上是对台前线，国家重点项目投资极少，经济总量在全国来说不占重要地位，无足轻重。本来这是两省的弱点，但对于改革开放初的起步来说却变成了优点。因为对外开放是一项大的试验，中央担心万一失败会招致重大损失，而广东、福建两省在全国经济上不占重要地位，地理位置也比较偏僻，所以即使失败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试验所付出的成本更低，这也成为中央确定两省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省份的重要一环。
正是广东、福建两省的这些特点形成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契合，使两省从对台对外的前线一变而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之所以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４〕1980年11月，邓小平还对广东省领导人表示：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这种思想与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一致的，把两省放在先行一步的地位上。1980年9月28日中央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
二、两省从实际出发，发挥自身优势，进行了多方探索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赋予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有：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一定5年不变；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把探索开放改革路子的重担放到两省领导人身上，也放到各级干部和群众身上。从此，两省领导和干部群众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从实际出发，发挥自身优势，解放思想，勇闯禁区，对各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巨大成功。
一是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发展外向型经济。广东省制定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总体构思：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通过经济、技术交流带动经济发展。即面向国际市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和管理经验，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进行生产和加工，大量出口本省的商品等。
为此，两省采取了多项措施：落实侨务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清退受错误处理和被占用的侨房。同时发挥侨务部门和侨联组织的作用，做好接待工作，加强联谊，广交朋友，通过出访和请华侨、港澳同胞回故乡参观等办法，使他们加深对家乡的了解。制定和宣传政策，保护华侨利益，争取侨心，牵线搭桥，辅导华侨投资等，激发了他们关心祖国和家乡建设的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后，广东、福建实际利用外资达八成以上都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资金。他们还踊跃捐赠款物，兴建学校、医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为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发挥对外“窗口”作用，建设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些使两省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到1984年的五年中，两省累计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达17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43.5%。〔5〕
二是扩大对外贸易。为此加快了外贸体制改革，两省放宽自营出口范围，下放经营成交权，扩大外贸渠道，促进工贸、农贸、技贸结合，开展多种灵活的贸易方式，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外贸体制改革方面，建立一批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外贸公司。福建将省外贸局改为省外贸总公司，使之成为地方性的外贸经济实体，领导全省各专门进出口公司，并对全省各地（市）县外贸公司进行管理和协调。两省给地方和企业以更多的外贸经营自主权，适当扩大各地和企业的出口经营权。除国家和省规定须由专门进出口总公司和省有关外贸、工贸公司统一经营的商品外，其余商品均放开经营。实行外贸出口的核定基数和基数内的出口成本的办法。同时引进技术，发展传统产品出口，开发新品种，促使产品的升级换代，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开拓国际市场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年至1985年福建全省外贸出口总额达26亿多美元，比前29个全省出口总和还多1倍以上。创汇达20亿美元。到1985年广东省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地方性外贸公司共733家，在香港、澳门地区和国外建立了120家贸易公司。1977年至1985年广东贸易出口总额达253亿多美元。
三是创办经济特区。两省对经济特区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场都非常重视。广东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福建也成立了以省委书记郭超任主任的管理委员会，特区管委会还聘请了24位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组成厦门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以发挥决策咨询、荐举人才等作用。
首先开展了划定特区范围，制定发展规划的工作。福建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的政策，总结经验，于1983年9月制定了《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特区的工作任务、特区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计划体制、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项目审批权限、电力供应、物资供应、基建体制、建设资金、外汇收入和管理、对外贸易及特区企业的优惠办法等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同时开展了特区立法工作。1979年，广东在参考外国许多经济性特区法规的基础上，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此后厦门也制定了《厦门经济特区条例》。这些《条例》集中地反映了特区在经济上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经济的特殊办法，它一方面赋予经济特区更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规定了对到特区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的政策。此外，还制定了特区企业管理、土地使用管理、劳动管理、入境人员管理及技术引进等规定。
1984年后，经济特区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特区要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以及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向外向的要求，特别注意发展外向型经济，狠抓产品质量，使特区工作在前几年搞建设、抓基础设施之上，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特区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工业投资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同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外向型经济取得很大发展。
四是在体制改革方面创出了路子。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4个特区，根据中央的要求，发挥自身是开放改革的试验基地的作用，为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对不适应的旧体制进行了改革。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价格改革是首先碰到的难关。当时执行的是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连一盒火柴提价2分钱也要省委常委会决定，于是广东省委下决心打破旧体系，勇闯计划定价的难关。从1979年开始，广州市率先放开塘鱼价格，进行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一开始鱼价上涨了数倍，群众议论纷纷，但后来就平稳了，“鱼米之乡”名副其实。随后，全省遵循“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逐步放开价格。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作用，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物产丰富起来。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两省率先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1979年至1987年，广州城乡个体工商户增长了17倍。改革开放之初，福建晋江就发挥侨乡优势，依靠“三闲”（闲钱、闲房、闲人）起步，大量创办起“联户集资”的乡镇企业（基本是挂靠，实际是私营企业）。到1983年，晋江县有此类乡镇企业2271个，从业人员12万多人，企业总收入24592万元。〔６〕福建省委、省政府适时推广创办乡镇企业的经验，给予大力支持，召开现场会，并提出振兴福建经济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的战略，使全省乡镇企业得到迅猛发展。
1983年7月，为了筹集社会资金，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壮着胆子发行了“股金证券”，预示着在中国销声匿迹达30多年的股票又重新回到历史舞台。
总之，两省在计划体制、企业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基建体制、财政体制、金融管理体制、外经外贸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还改革了人事管理制度，使干部能上能下，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劳动用工和劳动工资制度，推行劳动合同制和浮动工资制，克服平均主义弊端，等等。
五是利用外资和社会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对外开放没有基础设施不行，两省打破传统，充分利用政策，多方筹集资金投放到基础设施建设中。福建利用科威特的2200万美元贷款，建设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这是全国第一家利用外资修建起来的国际机场，实现了飞出去的愿望；福建还利用外资建设了沙溪口水电站和水口水电站。同时还在日本等国发行债券筹集建设资金。广东采取了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水养水的办法，并发展到以桥养桥，以通讯养通讯，通过这些办法筹集社会各类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实现谁投资谁受益，使珠江三角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瓶颈”畅通了，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到1984年的五年中，两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达205.5亿元。〔７〕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的探索很多，上面只是举其要者，从此也可以看出大体概貌。
三、重大影响及其意义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难免磕磕碰碰，但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特别是起步阶段首先由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的决策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中央会议和文件中一再强调和肯定的。
实践也充分证明，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的决策和做法起到了作用，发挥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两省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实现了加快发展，先富起来的目的。
中央当时确定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要两省抓住有利时机，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济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引进了先进技术等。从1979年至1985年的7年中，广东省签订引进外资合同74660多项，协议外资金额117亿多美元，建立外商投资企业4100多家，三项均占全国总数的确60%以上。利用贷款和吸引外资近30亿美元，引进了50万台（套）的先进生产设备，近2000项新技术和适用技术，700多条生产线。出口累计149亿美元。1978年至1985年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9元增加到1985年的1025元；工农业总产值从286亿多元增加到778亿多元；财政收入从39亿多元增加到65亿多元。〔８〕
福建也是如此。1979年到1985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利用外资合同878项，利用外资合同金额达8.69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资金3.45亿美元。〔９〕“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6%，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4%，增长幅度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１０〕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先行一步、先富起来的广东、福建两省，又反过来有了更大的力量来帮助内地的发展，从而在第二个大局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如福建省与周边地区建立了“闽粤赣边区经济技术协作区”、“闽粤赣皖九地市经济区”、“闽粤赣湘四省十六地市经济协作区”等。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福建与内地的宁夏自治区、西藏林芝地区和重庆万县等地，广东则与西藏、新疆、广西、贵州、重庆等地建立了对口帮扶关系，两省从资金、人力、物力以及经贸合作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大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西藏林芝地区连续多年GDP年均增长达到15%以上。
其次是起了试验探路作用，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为后进地区和内地的改革开放摸索了经验。
两省先行一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两省先行一步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的特点，就是要走渐进性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之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是邓小平对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得出的结论。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大的试验，从这一点出发，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以及试办经济特区也都是一个试验，包括对外开放的试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对外开放路子对不对，中央决策是否正确，中央与地方分权是否可行，市场化取向能否做到？等等都必须在两省特别是特区进行试验。
如果两省探索的经验不能运用到其他地方，则失去了两省作为试验基地的意义。只有两省的做法能够推广到全国，才能肯定两省先行一步的试验是成功的。两省作为沿海省份、著名侨乡，又建有特区，这种两省的特殊性是其他地方特别是内地所无法学的，但中央赋予两省的全国开放改革试验区的任务，两省探索出的经验和做法则是完全可以参照和适用的。比如基建工程招投标和承包责任制；企业浮动工资制和党政事业单位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制度，推行招考、聘用、职务任期制；在用工制度方面全面推行合同制；在金融体制上实行业务交叉和信贷、利率的改革，成立外汇调剂中心，逐步开放外汇市场；在企业管理机构方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工业系统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进行股份制实验，组建投资管理公司，统一管理国有企业资产；对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小政府、大社会，促进政府工作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等。两省在改革开放中摸索出来的这些改革经验和做法都被推广到了全国各地。两省和特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的积极探索，其经验和教训也为全国当然也就为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邓小平认为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如果“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即使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这里所指的实践也包括两省和特区的实践。
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方面，两省发挥了探路者的作用。因为有两省的先行一步，才为后来全国最大特区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带的形成、上海的开放以及沿江、沿边、内地的渐进开放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因为有了这种经验，才有大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刀阔斧的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准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时，就明确指出：可以参照特区的某些成功经验，逐步推行基建工程招标和承包责任制、劳动用工合同制、干部招聘制、浮动工资制、各种管理责任制等。〔１１〕这种借鉴还表现在中央对于后进开放地区的政策上，中央给予上海等地的政策方面就已经包括了两省的探索经验。中央关于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的5项独有政策和10项特优政策。有的是以前所没有或尚未明确的，有的比特区更优惠。只有在广东、福建两省探索的基础上，才使得这些地区的政策可以一步到位，加快发展。从而保证了中国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得以顺利形成，减少了阻力和曲折。随着内地的普遍开放，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原先的特区政策由于已被特区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后向全国推广，从而转变为一般性政策在各地都可以实行的缘故。
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不光是两省的试验区，更是全国的试验区。中央领导集体也正是在这里对开放改革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及时总结了两省的做法和经验，并将实践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再用来指导和推进两省以至全国的开放改革，从而形成了一个互动的良好结果。
再次是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发挥了创新的作用。
两省的先行开放的道路并不平坦，其中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但正是这种曲折，也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解放，认识更加清晰。从而使其他地区的进一步开放减少了阻力，克服了传统的框框。可见两省不仅起了示范作用，而且通过两省的实践，使人们的疑虑得到消除和化解，使各种指责不攻自破。客观上使人们接受了新的思想，增强了承受力，培育了创新能力。
当时对于广东、福建两省及特区的压力是很大的，两省的顶着来自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强大压力，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一步步摸索过来的。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内外就存在着一些议论和担心，比如“吸收外资，允许外商进来投资，会不会冲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利用外资，会不会债台高筑？”“利用外资，允许外资企业产品内销，会不会发生外汇平衡方面的问题？”“搞对外开放，意识形态会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１２〕等。这些议论和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尤其是对于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是不是“租界”，会不会变成殖民地等的疑虑，更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经过两省的实践，用事实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对于特区中央明确提出：“试办经济特区，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执行开放政策、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形式。有些同志有疑问：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会议认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１３〕
改革开放还要求不断创新，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有关政策规定。广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变通，任仲夷提出在三种情况下允许变通：一是执行政策规定要立足于把利国利民的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根据设“卡”，使好事多磨；二是对政策规定的灵活措施，必须从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好经济方面去理解和执行，而不应相反；三是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在现行文件中找不到根据，允许试点并有所突破、创新，以利事业的发展。〔１４〕后来省委将此作为明确用足用活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三条方针。福建提出对外商、侨商来闽投资实行“三个更加”和“三个要干”的做法，即更加特殊、更加灵活、更加优惠；双方有利的要干，我方利小的要干，我方暂时吃小亏但从长远和整体看对我方有利的也要干。特区工作要“四特”：特殊任务、特殊政策、特殊环境、特殊办法。〔15〕正是伴随着一次次的思想解放，才有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并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同时还成为内地与海外联系的桥梁，既辐射了内地，也开拓了海外市场。
广东3个特区与内地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技术联合，发展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内地不少企业、部门都在特区设立“窗口”，拓展业务，收集信息。全国各地和中央所属单位在特区开办的内联企业、办事机构共有2535家。特区对内地提供了国际经济技术信息、引进外资项目，开展对外经贸活动，有助于进口急需的生产物资器材和设备，引进技术带动内地老企业进行改造，还培训了干部职工和对外贸易人才等。到1985年底，仅深圳特区就同中央27个部门和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内联项目协议1900多个。〔16〕
特区起到了窗口的作用。通过外引内联，一方面促进了特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逐步向内地进行辐射，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起到试验和示范的作用。还通过特区这个窗口，了解国际市场变化，掌握最新信息，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特区“窗口”的功能，起到对内对外两个扇面辐射的作用。两省特别是特区不少企业纷纷投资内地；为内地进口技术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和优良品种；吸收安排内地劳动力就业。内地到特区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展销会和培训班等。
两省改革开放的成功，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建设，对于稳定香港、争取台湾回归产生很大影响。在创办经济特区期间，邓小平一再强调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对港、澳、台回归有着极大的政治作用。当时即有“台湾看香港，香港看深圳”的说法。港澳、国外都特别关注两省的开放政策会不会变，创办特区的政策会不会变？说“五十年不变”算不算数？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地办好特区，对广东、福建执行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两省经济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对于稳定港澳，促进港澳台的早日回归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政府运用两省及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科学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部地区，实行不同经济、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两种体制可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并存，并共同繁荣发展，从而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打下了基础，为两岸早日统一树立了示范。
两省先走一步的实践，也起了很好的总结经验的作用。其成功经验主要有：第一是狠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第二是要使改革与开放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第三是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各种框框和阻力。第四是必须积极慎重，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体制规定和各项办法措施。第五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
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也进一步坚定了党中央和邓小平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到1984年底，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五年定期即将届满。中央认为：五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两省的经济建设发展较快，对外经济工作进一步打开了局面，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成绩是显著的。1985年3月，国务院作出让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两省的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等方面继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决定。〔17〕
多年之后有人在反思中提出疑问，当时让广东、福建两省先行一步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多开放几个省（或市）？有人提出广东、福建完全是靠中央给予的政策（所谓“吃小灶”）才发展起来的，更有甚者说特区是靠剥削内地、赚内地的钱发展起来的。事实证明，那种认为应多开放几个地区，只有两个省太少，其他地区只要开放也能发展，或认为两省是完全靠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才发展起来的观点都是不正确或至少是片面的。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只有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才会实现，发展只能是非均衡的发展。广东、福建先行一步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中央赋予的政策固然对两省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两省自身的内因条件，当时两省确实具有其他省市难以相比的优势，这在第一部分已经讲过，这是综合因素起的作用，而不能因为工业基础、交通条件更好，或后来开放后发展快就反推出这些地方先行开放也会成功的结论。
在全方位开放的今天，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特区的特殊地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能不能发挥作用呢？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形成的，其作用远未完结。两省和特区的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是无法替代的，特别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其综合经济环境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内地一时难以赶上的，在特区进行改革试点，有更为方便的条件和更有利的环境。所以两省仍然可以利用自身先行一步所积聚起来的优越条件，继续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上，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以及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注释：
〔1〕《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深圳特区报》，1991年6月28日。
〔2〕1993年1月23日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讲话，国务院侨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侨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1年7月19日。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5〕《关于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1985年1月25日。
〔6〕《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7〕《关于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1985年1月25日。
〔8〕卢荻：《广东对外开放与经济特区的建立》，2004年9月。
〔9〕《当代中国的福建》（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528页。
〔10〕胡平在福建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1986年5月14日。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4年5月4日。
〔12〕谷牧：《关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理论动态》汇编本1985年第一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1年7月19日。
〔14〕任仲夷：《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探索》，《半月谈》1998年第20期。
〔15〕项南：《福建应当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1985年6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6〕《国务院关于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6年2月7日。
〔17〕《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的通知》，1985年3月28日。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福建福州350003）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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