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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
李 伟
〔摘要〕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以“出经验”、“出典型”、“出问题”而闻名全国，也是运动的重灾区，记述和研究山东的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历程，分析其影响，总结其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跃进”；农业；山东
〔中图分类号〕D6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096-0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人民日报》于1958年8月27日对山东寿张县开展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而提出的口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东“大跃进”运动的狂热，从此，山东的农业“大跃进”以“出经验”、“出典型”、“出问题”而闻名全国，对全国的“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叙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进程，分析其影响，总结其教训，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大跃进”前的山东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农业大省，“一五”期间，山东粮食产量人均占有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能维持很低的粮食消费水平，1957年水稻平均亩产152斤。这一年山东农业受灾严重。7月上中旬，山东省连降大雨和暴雨，最大降雨量达817毫米，聊城、惠民、昌潍、泰安、济宁瞬成泽国。同时，黄河干流连续出现洪峰，汛期涝灾面积达2800多万亩，全省70余县3183万亩土地被淹，冲毁村庄100余个，房屋倒塌286万间，受灾群众1200万人。到了秋季，大部分地区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受灾面积达3800万亩。一涝一旱，使山东省的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元气大伤。这一年受灾面积7200万亩，成灾面积6400万亩。粮食总产量减少49.3亿斤，只有225亿斤，比1956年减产18％；棉花总产量减少87.3万担；花生总产量减少1183.6万担；农业总产值41.25亿元，比上年减少5.51亿元。〔1〕灾情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而且威胁着刚刚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山东省委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全面开始生产救灾。
这时，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序幕。落实《全国农村发展纲要》，不仅是响应中央的号召，也是提升山东自己农业抗击自然风险的能力的需要。于是，1957年12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一届二次会议在济南举行。会议期间，正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作了《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大力掀起生产高潮》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实施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纲要》，要求全省：争取一年基本实现水利化，二年灌溉机械化，沙碱涝洼地区“良田化”，三五年内基本水稻化。〔2〕这次会议在总体上紧紧围绕中央精神，把山东全党的指导思想纳入“大跃进”运动的轨道。各地因地制宜，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掀起了农业生产新高潮，平原地区大搞“水、肥、土”，改变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涝洼地区兴办沟洫畦田，改植耐涝作物；盐碱地区蓄淡压碱，改进栽培技术；沙荒地区造林固沙，翻淤压沙，变沙滩为粮田；沿湖沿海地区改善船网生产工具，提高技术，增加水产，全省有1800万人奋战在工地上。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厉家寨大山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上，国务院授予厉家寨一面“英雄战胜了穷山恶水”的特制锦旗。毛泽东为此作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示。
八届二中全会后，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山东“大跃进”运动再掀高潮。山东省委提出1958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530亿斤，此后，又要求达到600～700亿斤，号召全省人民“乘破竹之势，兼程前进，苦干三年，改变山东面貌”，所有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支援农业生产，所有的县、乡、社都要创造“百亩千斤队”、“千亩千斤社”“万亩千斤县”。山东《大众日报》号召“大胆地想，把丰产红旗插成林；中踏实地干，让高产卫星飞满天”。6月16日，报道东阿县曹庙乡余屯农业社小麦亩产2639斤，扬起了山东省第一面小麦高产红旗。随后，各地竞相攀高，卫星满天飞。寿张县走在了全国的前面。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肯定寿张县典型经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报道：“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是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颗谷穗1两谷，1亩就是3万斤。”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卫星”展翅齐飞。聊城地区放出万斤以上玉米“卫星”24颗，谷子“卫星”97颗；5000斤以上玉米“卫星”113颗；3000斤以上高粱“卫星”15颗，并有7个谷子“元帅”县、六个早玉米“元帅”县升帐。其中，寿张县上报全年平均亩产5076斤，范县平均亩产5067斤。据统计，至1958年8月，全省放出的高产卫星有1300颗，呈现卫星高潮。〔3〕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动“大跃进”全面升级。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后，来到山东济南郊区北园合作社，当合作社主任就合并大社问题请示毛泽东是叫“大社”好呢？还是叫“农场”和“农庄”好呢？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迅速飞向全国。毛泽东的到来和指示，大大激发了北园人民的干劲。他们于8月20日举行隆重大会，庆祝山东第一个人民公社于济南历城县北园乡成立。8月29日，北戴河会议召开，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随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山东全省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全省由原来的51776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1578个人民公社，入社户数11327432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9.8％，平均每个公社为7243户，有三个县是（寿张、范县、长岛）一县一社。〔4〕1958年9月20日，山东就宣布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0月1日，《人民日报》也宣告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三）纠“左”、反“右”，“大跃进”战车癫狂至散架。1958年末，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由于大批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搞各种运动，致使1958年的秋季成片的庄稼无人收获，丰产不丰收。部分地区闹粮荒，冬小麦种植减少，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粮食严重不足，到1958年底，据当时显然压低了的统计，山东全省16万个农村公共食堂有37％的缺粮告急，济宁53％的县、聊城40％的县缺粮。〔5〕山东省委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开始纠左，转变作风，强调要“压缩空气”，搞好群众生活，重点解决了饥荒严重的济宁事件，初步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但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1959年8月18日，《大众日报》发表了《干劲要一鼓再鼓，上游要一争再争》社论，要求以新的“跃进”成绩迎接国庆十周年，表明山东由纠“左”向反“右倾”转变，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再攀新高。这一年，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就上马266项，小型水利工程16万个左右。全省投资9亿元人民币，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6亿元，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从1959年10月下旬开始，全省有700万劳力战斗在水利工地上，到1959年12月初达到887万人，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劳力战斗在水利工地上。〔6〕1960年2月20日至29日，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农村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百（亩产100～200斤皮棉、500～600斤花生）、千（亩产千斤粮）、万（亩产万斤地瓜）斤大面积丰产运动和“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运动。此后，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夏收，而去开展“开门红”、“月月红”的农田水利建设，“大跃进”战车狂飚不止，进一步加重了饥荒。野菜、树叶和树皮，又重新回到了庄稼人的饭碗里，解放后几乎绝迹了的“叫化子”又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大街小巷，浮肿病泛滥，非正常死亡出现。
东的严重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60年10月9日至18日，华东局根据中央指示，在济南召开了华东地区农业会议，否定了山东寿张、范县、高唐等县农业高产典型及其所谓的经验，初步纠正了山东农村工作中发生的严重问题。会后，由谭震林和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将山东的严重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7〕根据中央指示，1960年10月20日至22日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五风”错误，调整了省委领导班子，对扭转山东严重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0月21日，经中央批准，省委以特级电报通知全省各地，决定停办农村公共食堂，10月27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恢复生产而奋斗。中央调给山东粮食10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增拨山东拖拉机775台。农垦部由新疆、内蒙古抽调拖拉机414台，为山东灾区代耕。华东五省一市支援山东灾区代食品2．8万斤，罐头食品3594斤，食糖11万斤，药品9．6万斤，维生素15万瓶，人民币14万元，以及棉衣、鞋袜等大批物资，帮山东渡过了灾荒。
1961年1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一次转折点。会议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就山东问题，华东局要求1961年粮食要达到自给，粮食要恢复到230亿斤，争取250亿斤。山东省认真落实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振奋精神，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中央财政也多次拨出专款，帮助山东赔偿群众损失，仅1961年3月一次就拨给山东2．2亿元人民币。从此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结束。
二、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及教训
农业“大跃进”运动，是对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探索，它给人们带来过激情和憧憬，也带来了失望和苦难；既有踏上共产主义列车的欣喜和狂欢，又有不堪回首的饥饿和死亡的追忆。
（一）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初步改善了山东省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学者黄宗智认为：“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策造成的灾难实在过于简单，以致歪曲了历史经过。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而这些正是后来乡村发展的关键。”〔8〕山东在此期间共建、扩建大中型水库150多座，小型水库5600座，打井11.7万眼，这些工程集中解决了长期遗留的水利问题，改善了周围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面貌。〔9〕山区形成了“西瓜秧”、“塘群沟”式的水利渠；平原上则建立起“满天星”、“葡萄串”式的灌溉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农业“大跃进”的农田水利建设，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绩的，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无论是那些修得粗糙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那些被改善了的农业生产工具，都为后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有些水利工程还在发挥着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集体的力量，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是人们改天换地、艰苦奋斗的结果，不是“大跃进”运动直接或必然的产物。
（二）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恶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大跃进”运动中，山东省片面地追求粮食产量，忽视农业的整体协调发展，使农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有些地区造成水土流失，沙漠化面积扩大，水资源浪费。一些工程占用耕地过多，移民压力过大，遗留问题较多；一些水利设施，由于前期仓促上马，后续建设不配套，未能发挥效益，造成了严重损失。在大规模水利工程中，只搞灌溉系统，不搞排碱系统，致使很多土地碱化，一批引黄枢纽工程和平原水库，建成后因盐碱问题而成了摆设。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无人耕种和无力耕种的撂荒地在5～6万亩，1960年的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1702万亩，减少12.4％，山东1959年粮食总产只有“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85％，1960年粮食总产仅165.9亿斤，相当于“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68％，是解放以来的最低的一年，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41.5％。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初到1960年8月，全省缺粮人口共1596万人，每人全年平均口粮142.7斤，低于1960年全国人均粮食164斤，处于饥饿线上。〔11〕农民富的穷了，穷的没有富起来。群众对“大跃进”讽刺道：“地跃荒了，房跃光了，人跃跑了，牛吹瘦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变成人们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的对立。
据统计，1949年至1958年，山东省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平均出生率为32‰。1959年至1961年，山东人口呈下降趋势，人口出生率降至21‰；死亡率回升，平均死亡率为20‰，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只有1‰。〔12〕山东省1960年有19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30‰。〔13〕灾难深重。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又引发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运动过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我国人口呈现出来势迅猛的“补偿”增长态势。在饥荒过后，山东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生育高峰，人口大量增长，1963年出生率为44.08‰，自然增长率达32.4‰，净增人口159万，是建国以来出生人数最多、自然增长率最高的一年；1964年出生率为36.88‰；1965年6月底，全省人口已达5658万。〔14〕
（三）践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在“大跃进”运动中，党内民主制度遭到破坏，主观与客观相脱离。浮夸风盛行、共产风泛滥、瞎指挥和命令风猖獗、干部特殊风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望。
由于运动中不断批判“观潮派”、“反冒进”、“右倾保守”和“秋后算账派”，而对浮夸则给予鼓励，全国上下卫星满天飞。如，山东省委提出要在196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在1958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山东五次调整粮食生产指标，由1958年之初的计划生产320亿斤上升到1600～2400亿斤，1958年9月就宣布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人均1300～1500斤，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实际上，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5.2亿斤，山东的农业“大跃进”只是指标和口号的“跃进”。这种“大跃进”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假话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国家的大报上，将中国人优良的道德传统如朴实、诚信等破坏殆尽，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社会上稍微有一点和现实不一致的地方，就会被扣上“右倾”落后的帽子，人们的良知、人格被挤压的不知去向。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批判和处理。〔15〕极大地伤害了基层干部，也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运动对人们施加的无休止的政治压力只能造成民众的顺从，无法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民众道德和思想素质严重下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激情与失望的交替，只能导致更多的怀疑，为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才是政治上最大的危害。
“大跃进”是一段浓缩的历史，是一场刻心铭骨的悲剧。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才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与反思。第一，与时俱进，适时转换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和平时期，必须抛弃靠政治运动搞建设的传统思路，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搞建设，才能真正做到农业经济发展高速度，生活大提高；第二，遵循规律，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基础，离开了农业的发展盲目地去追求工业的速度，最终必然带来经济的退却；第三，珍惜民力，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在经济建设的征途中，尤其是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农民不是注定的牺牲者，而首先应该是受益者；第四，力戒浮夸，科学把握政治社会化目标与现实的关系。做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深刻认识它还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还需要人们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但历史告诉未来，吸取它的教训，防止类似于“大跃进”的悲剧发生，才能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注释：
〔1〕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一五”计划时期山东的建设与发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2〕〔4〕山东省档案馆，A001－02－662，A001－02－656。
〔3〕〔6〕〔12〕〔15〕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大跃进”运动》（内部资料）2002年。
〔5〕〔9〕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四十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14〕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8〕（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当代中国的山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1985年。
（本文作者 鲁东大学 山东烟台 264025）
编辑/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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