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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1974年九号文件由来考略
林 林
〔摘要〕1974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九号文件，这一文件对福建“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具有导向性的意义。首先，这是在当年的中央文件中，唯一以中央名义下发给一个省的。其次，文件下达以后，运动更加极端化，福建社会各方面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恶劣影响。本文拟对这份九号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由来
〔中图分类号〕D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3-0100-02
1974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九号文件，这一文件对福建“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具有导向性的意义，首先这是在当年的中央文件中，唯一以中央名义下发给一个省的，其次文件下达以后，运动更加极端化，福建社会各方面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恶劣影响，因此这个九号文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说一直是在研究福建“批林批孔”运动时，困扰笔者的一个问题。由于资料和笔者水平的限制，目前还没有发现太多的史料。不过笔者有幸找到一篇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石一宸的文章，〔1〕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其回忆可谓真实可靠。现笔者就根据其回忆和收集到的其他相关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对中央九号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简单考证。
事情可以追溯到1971年3月庐山会议之后，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一场“批陈整风”运动，要求全国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当时的福建省军区政委倪南山就写了一份揭发陈伯达、张春桥罪行的材料，另外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周子韬也写了一份检举张春桥罪行的材料，这两份材料主要揭发了张春桥发动江西的群众组织夺解放军的枪的罪行，其中提到张春桥1967年7月接见江西省军区代表时说：“如果一个部队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夺枪？枪发给谁，就是谁的。如果我在那里，我就赞成夺枪。”之后，江西驻军的枪首先被夺，不久这股风气很快吹到福建。当时这份检举材料直接送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请他转交党中央、毛主席。韩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势，就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直接将材料面交毛主席。但当时福建省军区有的领导却认为倪、周的问题严重，这是恶毒攻击张春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韩先楚根据这一情况，及时召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指出倪、周的缺点就是说话随便，认识到就不要再提了，这件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北京来的一个新华社记者在军区到处煽风点火，说什么领导干部搞“上智下愚”不行，批林批孔要联系领导干部的实际，就在这时，省军区一位知情的领导在大院内用贴大字报的形式再次将这个事情提了出来，这位北京记者说了一句“这还了得”，就匆忙回京，向中央文革成员汇报。在得到他们的指示以后，又立即回到福建，建议省军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并大放厥词，说倪、周的问题严重，并由他亲自“导演”了会议，会上他还下令当场逮捕倪、周。当晚，1973年底刚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笔者注：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拿到会议的录音后，次日便主持召开福州军区党委会议，会后以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电报，要求给倪、周释放、平反。然而，由于当时中央的部分权力被江青、张春桥一伙把持，他们便盗用中央的名义，以中央[1974]九号文件的形式向福建发了复电，文件中批评福建有一班人长期捂盖子的“错误”，并且还说福建的错误持续的时间较长。
文件下达以后，大字报、高音喇叭集中攻击倪、周和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党委，要求打倒两级军区党委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随后召开的“四联会”上，除了反倪、周的几个人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外，大部分人都成了所谓“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小撮”，一时间人人自危。但几天以后，王洪文代表中央给福州打来电话，说：“九号文件不是对着你们的，是针对韩先楚的，你们要集中揭发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2〕直到此时，人们才明白九号文件中所说的“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指的是谁。这下批判的目标明确了，大家立刻披挂上阵，万炮齐轰韩先楚。
韩先楚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０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前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身经百战却从未打过败战，“胜利的王牌总是把玩在他的手中”，〔3〕由于他的卓越战绩，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以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以后，又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直至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调往兰州军区。可以说，“文革”时期最激烈的几年，是韩长期担任福建省的最高领导人，因此只有批判韩先楚才有可能揭开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而才能达到打倒福建省其他领导的目的，这也正是“四人帮”及爪牙野心之所在。
和“文革”时期批判其他领导人一样，对于韩先楚的批判也是开始于大字报，“炮轰”、“打倒”、“罪该万死”等“文革”时期的普遍用语无一例外全都增加到他的头上，不过此时最重要、也是最具杀伤力的莫过于给他加上的“林彪死党”的罪名。对于这个罪名，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在革命战争年代，早在林彪在抗大担任校长的时候，韩先楚就是该校第2期的学员，之后韩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林彪在战争中的英勇，特别是平型关一战，更是让韩对林彪有了一种敬佩之情。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的黑土地上，韩先楚又一直是林彪的部下，一方面韩对于林彪有一种景仰和佩服，另一方面韩的英勇善战也深受林彪青睐，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信任的上下级关系。
其次，在韩先楚调任福州军区主要领导人之后，特别是在1960年3月、11月，福州军区党委召开的有关清算“彭德怀错误军事路线”和“继续肃清彭黄反党集团影响”的会议上，由于韩先楚主持制定的有关福建战区防御作战计划受到彭德怀的赞扬，而且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三位副司令之一（另外两位是邓华、洪学智）在已经有两位被打倒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将韩先楚作为“彭黄漏网分子”进行批判，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批示到：“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的保护、使用。”所以1962年福州军区又为韩先楚平了反。〔4〕这里我们不好评说林彪保韩的原因，不论是出于防止外敌入侵而有助自己抢班夺权的需要，还是出于韩是自己老部下，这样做有利于拉帮结派，扩张实力的目的，但至少韩此时也只是把他看作自己的老首长，同时林又担任主持军队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而后又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们之间的来往自然也多了起来。
第三，就是所谓“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林彪出逃后，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位上将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给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这些信件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十分被动。尤其是张春桥成为林彪集团打击的首要对象。林彪一伙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戴眼镜的并不多。同时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没有转给毛主席。后来在清查中又发现了这些信件，“四人帮”认为这几封信，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所以江青立刻批示：“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要求追查所谓“效忠信事件”。〔5〕其实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这些打仗出身的“大老粗”将军也辨不清了方向，只是出于对江青一伙发自内心的厌恶和对老首长的信任，随手写的一些东西，况且这些信件是直接写给毛主席和林彪的，完全符合党内的程序，至于后来为什么在林处没有上报则属于林彪的野心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接见韩先楚时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6〕
至于后来揭发的什么韩先楚经常给林彪送海鲜之类的东西是为了“积极投靠林彪”，则更属无稽之谈，他也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送，而且当时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而韩先楚则认为敌人也可能从中间实施突破，当时有人还说你这是与林总唱对台戏，可是现在却没有人提了。〔6〕所以这些批判不过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望空扑影，断章取义，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通过打到韩先楚继而其他福建领导，让造反派上台，成为“四人帮”控制福建的工具，福建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正直的群众又受到批判。
“文革”结束之后，韩先楚仍遭揭发和批判，由于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陈云就已经认识了韩先楚这位将才，建国后，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期间，依然十分关注这位战将，韩对这位首长也是十分敬佩，即使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韩依旧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看望他，70年代初，陈云被下放到江西，韩得知后，立即把他接到福州治疗和改善生活。因此，此时已出来工作的陈云出面力保韩先楚，才使得其有惊无险。〔7〕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也对此事批示到：“九号文件是‘四人帮’搞的，应予以撤销。因文件而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应予落实政策”，至此，这起冤案才得以平反。
注释：
〔1〕石文《捂盖子与揭盖子的一场严峻斗争》见韩先楚传记编写组：《战将韩先楚》，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96页。
〔2〕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24-325页。
〔3〕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版，扉页。
〔4〕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福建师范大学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24页。
〔5〕赤南：《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39页。
〔7〕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福建师范大学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26页。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文献借阅二部 福建福州350007）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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