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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写作的观照与掌控
单 辉
英国史学家卡尔在谈及史家之任务时曾说过：“历史家的任务既不是喜爱过去，也不是脱离过去，而是控制和了解过去，作为了解现在的关键”。就“二卷”编写而言，其关键也离不开“了解”过去，更离不开“控制”过去。本文即欲扼要谈一下“二卷”写作的观照与掌控，亦即“控制”议题。
一、对记述失误和错误的观照与掌控
勿庸讳言，在“二卷”所记述的29年历程中，我们党所有过的失误和错误是严重而又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我们的失误和错误比较多，这一点不应回避、也回避不了。如果我们刻意回避这些失误和错误，我们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失误并吸取教训，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从一定意义上说，失误和错误也是一种财富，写“二卷”的目的之一是掌握和享用这种财富。
事实上，在“二卷”必须正视失误和错误这一点上，大家通常没有分歧但有顾忌。顾忌在于：如何观照和掌控失误与错误、如何记述失误和错误。
笔者以为，在“二卷”记述中观照和掌控失误与错误，应把握和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1.切不可将错误和失误同党的性质、同社会主义制度、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品质联系起来。诚然，在阶级社会中，许多错误与政党的性质、与社会制度的性质、与领袖的个人品质有联系，但也不尽然。对于我们党的29年风雨历程，只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考察，就会得出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的失误和错误绝对不是党的性质使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使然、更非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品质使然。
2.我们的失误和错误是前进中的失误和错误，是因为经验不足而犯错误、是因为急于求成而犯错误，许多失误和错误有其历史必然性、是难以避免的失误和错误。譬如讲，“大跃进”中的许多失误和错误就是在帝国主义封锁条件下、在我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左”倾意识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在党内外都急于求成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是过急、过快、过粗、过单一之弊。这些失误和错误与党的性质无关、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更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品质无关。而且，这当中的许多失误和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地去观照和掌控这些失误和错误。失误和错误是客观存在的，与这些失误和错误相联系的原因和结果也是客观存在的，把本与这些失误和错误无关的东西生硬地“上挂下连”，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了。
3.记述错误和失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找出犯错误的原因，进而吸取教训，而不是要让党难看、不是要党出丑，要特别写清楚党是怎样纠正失误和错误的，特别注意笔调的倾向性。“二卷”在记述失误和错误的时候，笔触可以遗憾、可以惋惜、可以痛心，但不宜义愤、不宜挖苦、不宜夸张和渲染，更不宜在细节上纠缠不休。正确的写法应当找出根源、点到为止，特别是要写清楚党是怎样纠正失误和错误的，明示人的认识的长期性、明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明示探索中的失误和错误难以避免；要以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党史上的失误和错误，将这些失误和错误纳入党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与它们发生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记述失误和错误的笔调上，我们宜特别注意倾向性，借鉴孔子编《春秋》的一些做法(史称“春秋笔法”)。在《春秋》中，孔子以崩、薨、卒分指不同身份之人的死，以攻、伐、袭表示战事的正当与否。孔子在用词遣字之间示邪正、示尊卑、示倾向。孔老夫子尚且如此，我们岂可自己辱骂自己、自己诋毁自己呢?
4. 要在谋篇布局上观照并掌控对失误与错误的记述。“二卷”记述错误的目的是吸取教训，写失误和错误不应越写越消极、不应让人感觉“灰溜溜”的，而应写出积极性，体现党在自己纠正错误、党在与时俱进、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主流。要注意谋篇布局上的观照，掌控并驾驭失误和错误的写作量与写作位置和写作时机。在求实的前提下，我们对失误和错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多写成就，瞻前顾后，写出与失误和错误同一背景下的抗争、成就和进步。要通过谋篇布局，适当用“亮点”冲淡错误与失误的阴影，进而达到既“写出积极性”又存真求实、既不回避失误和错误又反映党的本质和主流之效应。“借着思想我们理解现象，反过来，我们也借着一个现象而理解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统治阶级阴暗面的笔法就值得我们借鉴。为避免阴暗面过于集中、过于刺眼，司马迁在写作时经常采用错出而“互见”的笔法(“互见”笔法就是“史臣叙事，有阙于本传而详他传者”，它有“此详彼略，互为补充，连类对比，两相照应”之长处)。譬如司马迁在《高祖纪》中讲高祖豁达大度，而在《佞幸传》中又说：“汉兴，高祖至暴也。”这种“互见”的方式既全面、客观地记述了刘邦，又给足了刘邦面子。在“二卷”的写作中，对于失误、错误的性质、程度和影响范围，我们当然不可改动，改动了就不是求实的态度了。但是，对于失误和错误在“二卷”中的写作布局、写作位置、写作时机乃至写作篇幅，我们是可以观照和掌控的。对于“二卷”中所要记述的失误和错误的理解和评价，我们是可以观照和掌控的。观照与掌控不是要写“诬书”、不是欲行“小人之道”、也不是要改变求实的立场，而是要在求实的前提下讲政治、讲立场、讲原则、讲党性，使“二卷”记述有益于总结党的执政规律和党的自身建设规律、有益于彰显党的伟大、有益于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和本质的认识、有益于干部群众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史事之去取有识，史事之位置亦有识，盖去取者为史之初步，而位置者为史之精心”。
二、对“系人”问题的观照与掌控
以史系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史学传统。有人统计过，在3200多卷的“二十四史”中，有2100多卷是记人的。就是说，人物传占了全部“二十四史”的2／3。在总计130卷篇幅的《史记》中，有12《本纪》、20《世家》、70《列传》，《史记》的重心也是写人。史学家古朗士就将历史定义为“人事”，古朗士认为，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布洛克也将历史定义为“时间中之人事”。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党史的发展，事实上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活动的结果。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人们过分注意在史著中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过分重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学著作中探索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本来是必须的、正确的，但过犹不及)，使史学著作中出现了忽视人的活动的倾向。人们在各类史学著作中开始难以见到人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了，这应该是当代史学著作中的一个缺憾。诚然，今日之史体，与古之史体大有不同，在今日之史体中大篇幅地写人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当然不宜用党史人物传记来代替“二卷”中的全部历史进程。
笔者以为，在“二卷”系人的驾驭上，应观照和掌控下列几个方面的分寸——
1. 注意以史系人。史即人之活动的过程、史即人所参与的事件，在“二卷”中适当增加系人方面的记述显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以史系人就是要因事及人、以事系人，既系群体性人物，又系单个人物。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坚持这样的原则，即过程中有人、事件中有人、议论中也有人。
2. 系人要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当官则官、当民则民，系人要服从和服务于对史实的记述和对规律的探索。“二卷”毕竟不是党史人物传记，力图在“二卷”中淋漓尽致地记述人物的情节和细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系人服从述史，这是“二卷”作为当代史著的、体例方面的内在要求。记人的文字量如果过多，“二卷”就不是“二卷”了，就是党史人物传记了。此外，“二卷”当然要关注“小人物”(老百姓)的记述(譬如对普通劳模的记述等)，但是，如果要求“二卷”刻意地、过多地记述“小人物”则是不现实的。“二卷”主要涉及党的29年执政历程和自身建设历程，它所涉及的人物以“大人物”(官员)中的单个人居多、以“小人物”(老百姓)中的群体性人物居多属正常现象，这并不妨碍在“二卷”记述中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大人物”(官员)通常亦属人民群众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二卷”以事系“大人物”(官员)，也是系人民群众。
3. 从负面系人时要尽量从事件本身系及人的负面作用，并借鉴孔子“讳而不隐”的做法。“讳”就是要尽量避免争议、避免情绪化、避免涉及人名、避免因记述而引发矛盾激化或曰影响安定团结。“讳”的本意是因有所顾忌而不敢说或不愿说。我们写“二卷”并非不敢，也非不愿，而是安定团结大局需要我们婉转地(温和而又曲折地)从负面系人，我们所说的“讳”与“真”是统一的。“不隐”就是要实事求是、不隐藏事实。我们主张从负面系人时要借鉴“讳而不隐”笔法，不是要回避事实、不是要写“秽史”，不是要“造假”，而是要在求真求实的前提下，“婉而成章”，处理好从负面系人可能会引发的问题。
4. 从负面系人时，要特别注意把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考察，不宜苛求前人、不宜刻意追究个人的责任。从正面系人和从负面系人都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负面系人更应注意坚持这种态度，记述以准确、贴切、恰当为要，切忌苛责、切忌“过”，过犹不及。
三、对求真与讲党性之关系的观照与掌控
许多党史界同仁私底下对“二卷”写作既要求真、求实又要讲党性疑惑不解、顾虑重重，他们认为求真就不可讲党性、讲党性就无法求真。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一个盲区或误区。
求真、求实是我国的史学传统。孔子作《春秋》就“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此即求真求实；《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太史董狐不畏赵盾权势而写“赵盾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记齐太史兄弟不惜牺牲而书“崔杼弑其君”，亦即求真求实；司马迁写《史记》文直事核、美恶以实，亦为求真求实。“烈士殉名，壮夫重节，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古代史官们所倡导的求实精神，当然也是我们所要传承的精神。我们写“二卷”当然也要求真求实，这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相吻合的。“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但是，我们在强调求真、求实的同时还必须切记：“人类既往的事实已经成了史料中人类的既往。”历史是史家复原起来的历史、是史家理解了的历史。“二卷”所记29年间的历史事实，的确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和过程、是不以“二卷”编写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是，已经过去了的29年间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分毫不差地被复原了。“二卷”中所记述的历史事实，应该是“二卷”编写者重构、复原了的历史事实、是“二卷”编写者认识的历史事实。“二卷”中的历史事实已渗透了“二卷”编写者的情趣、意向和理解。“事件本身不会说话，是我们让它们说话。以最客观的方式，以最实事求是的方式表达事件，最主观的色彩会呈现出来”。“如果这个问题指的是史家该没有任何倾向偏爱地写史，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合人性的，一个正常人不该有这种要求”。
在“二卷”写作中，我们还必须注意观照和掌控下面几个方面：
1. “二卷”是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体。“要是没有史家的话，史实是哑的。‘客观’并不是最令史家向往的，史家的职责是设法理解”。“二卷”的求真不是兰克所说的“如其本来面目”、不是搞客观主义、不是照像、不是扫描、不是反光镜、不是传声筒、不是被动地反映。“二卷”是求真与求实的统一体。“二卷”对29年间往事的研究和论述，其实是“二卷”编写者精神活动的结果，是编写者党性原则观照和掌控下的结果，它是要将党性与真实性统一起来、将质与量统一起来。“质”就是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本质，“量”就是最大程度地反映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的真实状况。“在叙述的表达方式中，客观的外形永远是包含着主观；这点很重要。叙述者因之必须清晰而确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场”。观照与掌控是一种政治自觉，是从29年间的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史料，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29年历史的整体和各种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去分析史料、记述史实并得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反映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规律性的东西。
2. 求真是“二卷”写作中体现党性的第一要求。求真是党性的第一要求，党性与“二卷”编写统一于求真、检验于求真、体现于求真。求真既是原则、又是方法。“二卷”的求真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29年，就是要把29年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联系起来，就是要使记述符合29年历史的实际状况。“二卷”的基础只能是求真、求实，“二卷”的党性只能体现于求真求实，离开了求真、求实，党性也就不存在了。
3. 统一于“二卷”中的求真标准和党性标准，要求“二卷”编写必须“守纪”、“守议”。“守纪”就是要在“二卷”编写中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谨慎处理敏感时期的一些敏感问题，注意“二卷”的社会效果。意见分歧较大的地方、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涉及负面人物的地方，要宜粗不宜细、要内外有别(操作上要粗一点、概括一点、凝炼一点)。记述要有利于统一认识、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向前看；极少数有争议的问题还可以暂时不写、暂时搁置起来、先放一放，不急于求得一致。“守议”就是要符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在大的政治把握上不与中央的结论相左。
4. “宜粗不宜细”是“二卷”观照和掌控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的恰当方式。这一方式的优势在于，既未回避求真又遵循了党性原则，使“二卷”编写者能够在求真与讲党性相统一的前提下，面对不同意见、面对争执、面对部分同志的置疑，从容地记述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毛泽东在讲到史著写作时曾经说过：“所谓不好写的，其实是不敢写的。”“二卷”中涉及的敏感问题的确“不好写”，“不好写”的实质在于：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会与求真相抵触、或与党性原则相抵触、或与某些同志的看法激烈冲突。“宜粗不宜细”的方式使“二卷”编写者“敢”写了，“敢”是因为我们可以观照和掌控了、可以把求真与党性相统一了、可以避免与某些同志的激烈冲突了。这里需要强调和注意的是：“粗”要“粗”于能看清眉目，“细”要“细”于不影响安定团结大局。“粗”与“细”均有“度”，“粗”固然必要，但不可“粗”到看不清眉目、不可“粗”到说明不了问题、不可“粗”到含糊不清。“细”则不可过分记述细枝末节、不可因过细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特别不可细到引起许多老同志的不满。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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