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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难与新生
尹 峰
1966年7月，我和伍洪祥参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的一个党政干部访问团出访罗马尼亚。
回到北京大约是9月中旬了。此时，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已经下达，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8.18”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使北京刮起“红色风暴”，气氛非常紧张，街上一片混乱。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在街上示威游行；一队又一队的“造反”队伍拉着“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游街批斗。那情景真是“狂澜席卷，势不可挡”。
随着运动的展开，后来我被残酷批斗了十年。开始时我莫名其妙，我又不是“当权派”，只是一名机关副职干部，怎么对我这么狠？原来事出有因，这还得从在上海战地服务团时期到延安整风时期说起。
1939年我们上海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在工人夜校学习，当时江青也是那里的教员之一，在多位教员中，我们学员都议论说，江青让人感觉不是滋味。我们到了延安后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就议论说“不合适”。尔后我在延安整风学习时，写成文字说了自己的思想，由于当时还是十几岁的无知姑娘，把战地服务团时大家的议论和自己的思想一起写出去，被江青的追随者夏子胥看到，为了表示对江青的忠心，就把我作为“特嫌”分子审查。江青自然知道此事，因此对有相当革命资历的“战地服务团”的女同志们怀恨在心。“文革”一开始她的机会来了，她就曲意要把战地服务团打成“敌特组织”，把这批老资历的女同志打下去。众所周知，福建有一个“四人帮”的直通爪牙，“四人帮”一倒台他就自杀了，在他的授意策划下，我被批斗镇压得濒于死亡。
我在省妇联被隔离审查，他们说我有历史问题，没日没夜地批斗，还专门派人到上海去，挑动那里的居委会去把我母亲的成分改评为地主(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姐姐家，我姐也在被批斗)，就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后来又说我有政治嫌疑，“入党之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少尉军官”，天哪，加入共产党时我才15岁，这之前怎么能当上少尉军官。这些诬陷都难以成立，他们又以“反军”、“五一六”分子的罪名打击我。总之就是有人授意要把我折磨死。
我被挂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牌子在省妇联被无休止地批斗，也不让家人见面。一次孩子来妇联看妈妈，正好碰上我在台上被挂牌批斗，就大哭起来，那些人还把她们赶出去。开始我真受不了，车轮战让我几天几夜不能睡，有一次吃了几片安眠药，头晕得起不了床，他们还说我想畏罪自杀。
那些造反派还要我边交待问题边劳动改造，负责挑水，我挑不动也要我挑，有一次摔倒时正好摔在石头上，压到了腰，爬不起来，还不让我看医生，说我是装的。后来经多方交涉才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第三、第四腰锥受伤，要做牵引治疗。由于没有及时医治，我至今腰痛常患。
这样折磨了我两年后，又把我送到当时偏僻的山区政和县去，一起去的有叶飞的秘书、魏金水的秘书、王禹和黄杰等一大帮人，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任意进出，唯我被关在一间小屋里，不准看书、看报，不准听广播，不准走出房门一步，上厕所也由专人监视，要我继续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揭发叶飞和伍洪祥的关系。
林彪事件后，我们被放回福州，又把我安排到福州印刷厂去劳动，负责手工搬运马口铁片，(那是法规已明文规定妇女不能干的重体力活)我只能硬着头皮干，干到尿全血，经常昏倒。医生说：“你干什么活?”我说：“搬马口铁片。”医生说：“要马上停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那些管制者给我安排了“轻松”的活，到华侨大厦去擦地板和洗盘子，干同样活的工人都有橡胶围裙手套，唯我没有，工作从早晨到晚上，每天累得腰酸背痛，身体越来越虚弱。
有一天早晨起来，听到哀乐声，一听是周总理逝世了，我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路过的人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那时贾久民(省委副书记)住在我隔壁，说：“让她哭，让她哭，哭了也许好受点。”我当时感到天崩地裂……
要去上班了还边走边哭，班上遇到工人领班师傅郑丛华，我跟他讲，周总理逝世了，报上说了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想能不能用楼上的会议室做个简单的灵堂悼念一下，他说可以，我问他有没有人会画像，他说他的弟弟会画，我说很好，你去叫你弟弟画一张，如果今天能画起来，我们明天就办，你的活我来完成，好吗?他答应去办了。
第二天，他真把周总理的画像办好了，很像。我们就在会议室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悼念室，哀乐一放，客房里的客人都自动地来到会议室，悼念周总理。大家什么话都没说，就这样默默地进行着，后来来了一位“领导”说，上面有文件说不能搞悼念活动，我和工人同志说：“那是给干部们讲的，我们是工人群众(我在批斗期间没发工资，每月只领20元生活费)。”
转天，华侨大厦周围又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布条写道“走资派还在走”、“打倒尹峰走资派”……
“文革”中总使我感到有人想整死我，那时我家住了好些从北京来的家里受到冲击批斗的老革命的孩子：孔原的孩子孔栋，张鼎丞的三个孩子张延忠、张华心、张梅妹，司马文森的孩子司马小芹，郭述申的孩子郭碧松等。有一天早晨，我起来到厨房，开门进去，猛然看到一条大蛇盘在盆里，我吓得差点晕过去，谢天谢地，好在那蛇没有伤到孩子们。
我前思后想，自己一不是当权派，二没有历史问题，三伍洪祥又 是“三结合”中的地方干部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怎么还这样对我紧逼不舍，非置我于死地不可?！
这伙人肯定有天线……
想起我在延安说的话，想起和我们家与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家的亲密关系。战争年代，贺老是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师长，伍洪祥是政委，他们是老搭档，“文革”中，贺老家和我们家都被抄了多次，还把贺老家的被子、枕头拿起来乱摸、乱抖……很清楚，后台不硬谁能这样迫害我们呢?!
十年的漫漫长夜，历史终于使玩火者自焚。
1980年我作为福建省代表坐在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旁听席里，感到这胜利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也还留下了多少隐患……
林彪、“四人帮”一伙垮台了，真相大白于天下，受迫害的干部们解放了。组织要我回省妇联工作，我真不愿意回到这林彪、“四人帮”时期的重灾区，这时省妇联的工作在全国排名是倒数第二，后来康克清大姐给我做工作，说：“这几年我也被批斗难受……我们一起回妇联去驾轻就熟好好干几年再退休。”我才回省妇联去。
原来省妇联的两位老领导苏华大姐(主席)和任曼君大姐(党组书记)，她们都是红军时期就开始干革命的老前辈，政治立场坚定，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都被在省妇联的特殊人物上窜下跳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四人帮”垮台后，省委给她们平反昭雪，提拔到省级领导岗位工作。
我接手省妇联的工作后，也着手搞平反昭雪工作。
省妇联总务科长刘锦涛是南下干部，只因为十几岁时在东北老家被日本人占据的工厂(改名为株式会社)里做过工，就把他打成特嫌分子，他工作表现一直很好，是逃亡到上海的知识青年，后来参加南下服务团，“文革”中被抓到台上恶斗，那些“左”的可以的妇女拿他左右开弓打嘴巴。他难忍羞辱而自杀……
还有一位杨修文，其父是解放前国民党海军将领，起义投诚过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就又把他打成特嫌分子、不给安排职务。
所有这些错案我们通过充分的调查后，都一一平反，安抚家属。在“文革”十年中，那些极左分子为了否定省妇联前领导做的大量工作，把幼儿园都诬为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场所而被占用。省实验幼儿园园长的腿在批斗中被打断，连厦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幼儿园也遭劫难，里面住满了居民，养猪、养狗……
学前教育工作问题很大，我重点抓了这方面的调查复园工作。后来，又对福州市东街街道的儿童身体状况进行了调查考察，普查结果,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90％缺铁性贫血……把这些方面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材料，呈送全国妇联，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结合全国各地的类似情况，后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文《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高度重视少年幼儿的学前教育。
在本省，我就少儿情况向项南书记作了专题汇报。在项南的主持下，省委决定为少儿做十二件实事：成立“儿童工作委员会”，办起“儿童食品厂”、“儿童保健院”、“儿童玩具厂”、“儿童鞋帽厂”等等，举办“儿童用品展销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在省府上下领导和妇联姐妹的努力下，省妇联的工作一举跃居全国第六，龙岩市直机关幼儿园被评为全国十佳幼儿园。
编辑/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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