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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职之后
梁灵光 原作
“文革”大动乱中，中国政坛风云多变。这种变化最明显的要数1975年了。
这年年初，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随即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众望所归，又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病情严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可是，仅仅过了10个月，他又被诬为“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再次被打下去。这样的大升大降，在国际政治史上也属罕见!
小平同志主政后，为了迅速扭转危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其中一条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一批确有实践经验的老干部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1974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韩先楚去兰州，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中央又任命廖志高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组织上的调整给福建的政局带来了新生机。
1975年春节过后，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说四届人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毛主席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复职后开始整顿，全国的形势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他宣布任命我为省革委会工交领导小组成员，我欣然接受组织的安排。
工交领导小组组长陈佳忠，原是省物资厅的一个副科长，“文革”中造反起家，成为省直机关“造反派”的一个头目，窃取了工交部门的大权，后来又当上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此人擅长煽风点火，上窜下跳，而不谙经济管理业务。工交口在他的把持之下大闹“派性”，多数工矿企业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原来的规章制度大部被废除；许多有经验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视为“反动技术权威”，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有的被下放；大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停产闹革命”。坚守生产领导岗位的干部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把对企业的严格管理诬为“管、卡、压”，讲究经济效益者被认为是“利润挂帅”，注意产品质量被视为“技术第一”，关心群众生活成了搞“福利主义”。
思想和管理上的混乱，导致工农业生产连连下降。据统计，“文革”的头两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减少10亿多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967年比1966年下降11?郾4%，1968年又下降28?郾1%，只相当于1958年的水平。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30?郾7%。“三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65年的6609元下降到1970年的5789元，降低了12?郾4%。在农业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战备夺粮”，大搞什么“柑橘让路”，“甘蔗上山”，“香蕉搬家”，“狠刹茉莉花、留兰香、香草、席草”，大填鱼塘腾出地来扩种粮食，甚至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强制推广双季稻。结果呢?粮食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虽有所增长，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却受到严重破坏，集体经济大大减弱，十年中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年仅递增7角钱。有的社队自然条件好，粮食单产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很低，连买化肥、农药的钱都拿不出去。“吃粮靠返销，资金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样的“三靠队”相当普遍。
在此期间，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个“创造”，就是以高度集中的“军事化”办法来管理工业。省里组建一个生产建设兵团，按军队建制，下面设几个师，如基建师、林业师、煤炭冶金师等。师下面设团，如基建师下设地质、公路、水电水利等7个团。煤炭冶金师则把全省大的厂矿如邵武煤矿、潘洛铁矿、三明钢铁厂合并起来，集中管理。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1975年，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整顿”的口号，从整顿铁路开始，着手解决各条战线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我复职的时候，正是开始全面整顿的时候。我赞成整顿，并且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交战线的整顿工作。
整顿什么呢?根据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重点抓四个方面工作。首先，整顿领导班子。在长期的派性斗争中，许多班子表现为“软”、“散”、“懒”。经过整顿，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第二，派性是毒瘤，哪个单位派性闹得凶，哪个单位就不得安宁。所以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第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尽快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知识分子和老模范、老工人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四，抓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记得，当时中央发下来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是在原来《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出来的，叫做《工业十八条》，它对学习理论、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农业为基础、挖潜革新改造、引进新技术设备、加强科研工作、关心职工生活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切中时弊，是非明确，恢复了党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受到普遍欢迎，对当时的工业整顿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面整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效十分显著。从政治上看，各级党的领导有所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闹派性的人有所收敛，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从经济方面看，通过几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将近71亿元，比1974年增长6?郾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郾8%；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入也比上年增加7.7%。
全面整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所作的一次重大努力，也为结束这场内乱提供了一次良机。但是，“四人帮”掀起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以致全面整顿工作中途夭折。
1975年11月，福建的“反潮流战士”陈佳忠、李庆霖、庄志鹏等直接与“四人帮”取得联系，再度揪斗“还在走的走资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廖志高、马元兴、林一心等同志。此时，中央批准我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工交口的工作由我负责，因此他们对我也不放过。
他们搞我什么问题呢?这从1976年七八月间召开的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即“四联委会议”)一份简报便可以看出来。简报说：“去年我省工交办负责人，紧跟廖、马、林，大刮右倾翻案风，积极、卖力地贯彻执行了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我省工交战线造成了严重恶果。他们先是与无产阶级争夺舆论阵地，胡说工交系统‘今不如昔’，‘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描述成漆黑一团，为他们推行‘三项指示为纲’、‘整顿为纲’、反派性为纲’，贯彻邓小平的一套黑货而鸣锣开道。接着，他们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他们召开6000人的‘反派性’大会，划定重点局、重点厂、重点人，由点到面地向革命造反派开刀。他们网罗和重用叛徒、特务、走资派，拼凑翻案复辟‘还乡团’，突击任命，换班夺权，成立‘老老老’、‘老老中’、‘老老病’的新班子，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排斥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之外，否定革命三结合。他们一夜之间砍掉‘大庆办’，成立‘整顿办’，积极推行邓小平的‘工业十八条’，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洋奴哲学、专家治厂、条条专政，拼命反对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整顿’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贩卖唯生产力论，讲的是‘三项指示为纲’，行的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总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派、算账派，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还说：“省工交办负责人，自从中央打招呼以来，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处于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被动状态。对邓小平和廖、马、林，他们知道的多，揭发的少，尤其实质要害处他们毫无揭发；对他们自己，只是承认‘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根本不从路线上去检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对这场运动，他们自己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不是‘四带头’，几乎是撒手不管。”“问题在工交战线，责任在省工交办，主要责任在梁灵光同志……”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深感憎恶。“批邓”一开始，群众就抵制。三明市有个干部公开批判张春桥，说：“张春桥是个坏人!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这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群众送上了历史审判台。
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干扰和破坏，福建的经济建设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全省重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5?郾6%，粮食总产量下降6?郾2%，财政收入下降10%。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后，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即如何迅速恢复生产，把经济搞上去，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当时，省委让我将主要精力用于抓工业生产的恢复与整顿工作。那一段时间，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庆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依靠群众管理企业，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等等，这些极为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值得学习效法。但“四人帮”诬蔑“大庆红旗是黑的，大庆标兵是假的，大庆干部是坏的，大庆经验是吹的”。评选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是“搞复辟倒退”。
中央决定于1977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6年12月，我赴京参加筹备会议。这个会议开了19天，其中6天时间是大会揭批“四人帮”。在12月4日的大会上我作了一次发言，对“四人帮”插手福建妄图搞垮省委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回来后，根据中央的部署，我立即向全省工交系统作了传达。记得，当时拟定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规模为7000人，福建的名额是168人。中央要求各省按中央拟定的6个标准，评选出大庆式企业，树立起一批先进标兵。
在全国会议之前，省委决定先召开3000人规模的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总结推广本省大庆式企业的先进经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抢时间把生产迅速搞上去，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4月20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体育馆开幕，5月17日在北京闭幕，连参观学习历时43天。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工业学大庆的空前盛会。我们福建代表团一共170人，由我带队，从福州坐专机直达哈尔滨，而后转乘火车去大庆。到达的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大庆工人、干部、家属手持花束彩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那亲切感人的场面，至今还萦回在我的脑际。
这次会议从大庆开到北京，一路参观学习、交流经验。我们福建代表团对照大庆，对照其他省的先进企业，找出差距，提出“大干快上”的七条意见，这七条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大打以化肥、农药、农机为重点的工业支援农业的翻身仗；充分利用福建丰富资源和原有工业基础，大力发展轻工业，安排好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狠抓基础工业，针对福建工业中的薄弱环节，打好矿山、电力、运输三个硬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走革新、改造、挖潜的道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水平；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打歼灭战；发挥两个积极性，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妥善解决有关体制和政策问题。
这七条意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应该说是正确的，积极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尽管它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旧框框，也缺乏大工业、大市场、大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第二件事是抓企业整顿。1975年的整顿，成效是显著的。1976年受到干扰，前功尽弃。福建是“重灾区”，受林彪、“四人帮”毒害很深。几年来治而复乱，几经反复，遗留下大量问题，尤其是基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一直感到棘手。企业整顿，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要想学大庆，就得班子硬”。没有一个好的班子，生产就上不去。所以，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认真的分析排队，通过揭批查和整党整风，一个个加以调整解决，特别注意配备好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一、二把手，防止那些闹派性、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而又屡教不改的人混进各级领导班子。那时候，我们要求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用一至两个月调整好，其他企业年内整顿好。整顿中还抓了岗位责任制、考勤、质量检验等七八项制度建设，因而工业生产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
第三件事是与广西结对子，开展经济协作。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华国锋提出“来一个比赛”的口号，要求各省市通过革命友谊竞赛，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搞竞赛，要有对手。福建跟谁竞赛呢?省委研究后选择了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总面积23?郾6万平方公里，人口3200多万，农业生产条件与福建相似，资源条件与福建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解放前，广西的工农业基础较差，也同福建相似。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65年粮食产量比福建多38%，工业总产值为福建的73%。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广西的工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粮食平均每年增加12.1亿斤，福建平均每年增加2?郾96亿斤。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3?郾2倍，超过福建33%。
1977年7月，省委派出一个43人的代表团，由我为团长，张遗、李鸿忠、赵宗信为副团长，包一架子爵号飞机赴广西考察学习。我们在南宁、柳州、桂林3个市，横县、玉林两个县参观了40多个工厂、企业、商店和一些乡镇，同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对口座谈，前后历时16天。
广西自治区的经济建设经验很丰富。区党委长期坚持农、轻、重的方针，坚决排除一切干扰破坏，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全面的发展。在工业建设方面，有几条经验对我很有启发：
首先，抓钢铁、煤、电等基础工业，坐稳屁股，取得主动权，然后大搞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不搞“无米之炊”。
第二，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组织会战。他们先后打了钢铁、煤炭、农机、化肥等几个会战，打一个，成一个，上得快，收效好。
第三，全面安排，积极发展轻工业。“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他们充分利用本地气候和农业资源的有利条件，大搞原料基地，确实把它作为工厂的第一车间。如南宁绢纺厂在桂平县搞苎麻原料基地；南宁罐头厂搞菠萝、青刀豆、荔枝、蘑菇等原料基地，帮助挂钩单位解决资金、种苗、化肥、机械设备等问题，这样轻工业的发展就有可靠的稳定的原料保证。
福建与广西结对子，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粉碎“四人帮”后，经济体制尚未进行全面改革的这一段“徘徊时期”，应当说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在广西参观期间，两省区商定了革命竞赛意见书，福州市与南宁市。龙海县与玉林县，福州铁路分局与南宁铁路分局，三明钢铁厂与柳州钢铁厂也结成对子，商议了开展革命竞赛的具体内容，以各自实现国家下达的国民经济计划任务和自己的规划为目标，看谁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快，看谁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完成的好，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多。
回来后，省委召开120万人的广播大会，由我汇报赴广西学习取经的情况。不久，广西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福建参观学习。
11月，我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离福建，到轻工部工作。至此，我在福建工作的时间整整28年。
十年“文革”所造成的苦难总算结束了。中国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灾难，元气大伤。如果没有这18年的曲折，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就不止现在这个样!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正是接受了“大跃进”、“文革”的沉痛教训，从这一点来说，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我们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运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提高现代化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代人用痛苦代价换来的共识。
编辑/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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