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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皖南蒙难战友
李德安
受 命
1941年1月3日，我大队突然接到团部命令，要我以连为单位迅速赶到无为大万家附近集合，准备迎接军部和主力部队北渡长江。接到命令后，我立即决定四连先走。四连几个干部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同志们说，为了迎接部队北渡，我们吃了不少苦，也流了不少血。今天，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终于盼来了，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上级首长交代的任务！
从我连驻地桐东到无为，要通过章淦土顽驻地和鬼子据点蜀山，行程百余里，途中又没有停宿的地方，走的是田埂小道，而且只能晚上行军，困难很大。所以，我要求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当晚，连里先组织9人便衣队，由三排长余高良带领作开路先锋，负责侦察途中情况，并对蜀山、黄姑闸鬼子据点派出监视警戒，保证部队安全通过，其余指战员随后出发。
夜色漆黑，又下着蒙蒙细雨。同志们撑着早已准备的拐杖，一个挨一个地行走。路窄而滑，走在后头的简直像走钢丝一样，常常摔跤，弄得浑身都是泥水，像“泥菩萨”似的。雨，越下越密；腿，越走越不听使唤。但同志们都咬紧牙关坚持着，谁也没有停歇一步。天亮时，我们到周家大山万村停下休息。吃过早饭，继续行军，约至晌午，部队到达大万家驻下。
下午，接到团长来信，要我们连就地待命，随时准备行动，并告诉我们：团部住在三宫殿，曾希圣、孙仲德政委等首长都在那儿，有事可与他们联系。于是，我利用这一间隙，组织连队进行军政训练。我还带几个干部到高林桥、魏林咀、沐家集、魏家坝、蜀山等地察看地形，了解敌、伪、顽的情况。
我们等了几天，仍不见团部指令，也不见五、六连的指战员赶来，心里非常着急。于是，我派通讯员到团部联系。团首长说，部队要准备南渡长江，具体时间和任务待后通知。1月8日，一位地方干部走来告诉我们：国民党电台广播说新四军要北渡长江，引起了鬼子注意。最近，鬼子增派炮艇在长江日夜巡逻，对长江来往船只检查特别严。鬼子据点也加强了兵力，沿江的村镇也进行严守，来往人员都要证明。
10日，又传来消息说，江南国民党和新四军打起来了。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七八个师包围了，部队伤亡很大，新四军被打散了。小道消息不少，一时又得不到上级指示，弄得我们指战员焦虑重重，睡不安，吃不下。我猛吸烟，一支接一支，有时吸到半截就把烟碾得粉碎，再接一支；有时烟火烧到皮肉也不知痛。田指导员本不吸烟，这时也一支接一支地吸了起来。
约十二三日，彭主任带着团机关和三大队大部分同志到尚礼岗、后垄等地驻下。随后通知我们参加干部会。会上，彭主任传达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说国民党背信弃义，亡我之心不死，掀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新高潮。他说：“二大队的五六连还在桐东。林团长判断顽军一定会配合日军对他们进行前后夹击，所以非常着急，决定亲自回去了解情况。林团长指示，无为目标很大，已引起鬼子的注意，他赶回桐东、庐南布置工作后，四连要随后赶回桐东。”随即又指着我说：“你率团部和三大队留在巢无根据地，配合兄弟部队接应突围出来的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他还告诉我们，现在沿长江边只留了少数游击队和五、六连的部分部队，要我们与地方党组织一起收容皖南事变中先行突围的一些人员，估计他们很快会向这里转移，要我们做好迎接准备。
相 逢
1月15日，从皖南突围出来的一、二、三支队及军部的部分人员，三五人一组，陆续向内山这里集中。原新四军三团的许多老同志我都认识，一听说他们来了，我就急着跑去看看他们，并打听老战友的消息，但他们也多不知道。月底，新任二支队政委黄火星在长江边收容了100多名指战员来到尚礼岗，集中起来有二三百人。他们多数是老三团的干部和老红军战士。
黄政委是三年游击战中跟我们一起战斗的老首长，也是多次灾难的幸存者。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老首长十分关心我们，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经常身上只剩下一支香烟，还要让我一起同吸过瘾。当我见到老首长时，他长时间紧紧地握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强忍着心头的悲痛对首长说：“三年游击战争，我们的战友没有被敌人困死、打死，三年抗战也没有被日本鬼子打死，今天却上了国民党假合作的当，光荣牺牲了。我们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当我问起老三团的几位战友时，黄政委噙着眼泪说：“李胜明、张良友、张友利、张玉辉、赖维纪、刘永隆、熊梦辉、张日清均出来了，李炳炎失踪了，林高丰等10多位同志都在冲锋中牺牲了。”说到这里，我和黄政委都流下了眼泪。
这支干部队是我军的骨干，为了保存这些干部，防止鬼子“扫荡”，黄政委同我们团彭主任商量，要我连负责将这近百名干部、老红军送到桐东水圩，交给林团长，由他安排隐蔽好，并临时指定新任二支队副官主任李森负责干部队。
我和田指导员接受这一任务，感到责任重大。沿江边鬼子封锁很严，顽军周雄团也在三官山一带骚扰。皖南事变后，敌、伪、顽都更加嚣张。怎么办？经过认真商讨，我们决定连夜带领他们沿竹丝湖东边乘船，向西南航行，利用顽军和鬼子防卫的间隙偷偷到灰河，然后在灰河上船，在天亮前通过敌人封锁线。第二天，我们顺利到达水圩。
到水圩后，我带副官主任李森到林团长处报到。林团长向我们介绍了当地日军和顽军的动态。他说：“很多迹象表明，鬼子就要向我们进行扫荡，顽军也想乘机进犯我们。部队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行动。”我们回连队后立即进行传达。
2月14日，林团长在水圩召集了方英、鲁生、李森和我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敌人。林团长说：“日寇一一六师团已集结于安庆，大通也驻有敌伪军三四千人，还有飞机、舰艇，要向我桐东水圩地区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我团和突围出来的部队。”经大家讨论后，林团长布置：二大队由水圩渡湖转移到龙王嘴，进驻戴山脑，负责掩护从皖南突围出来的人员转移至这两地之间。县委书记鲁生马上去桐西工作，其余人员转移到三官山、将军庙两地区。行动要迅速，当晚12点以前一定要离开水圩。林团长布置后，又找人到汤沟、枞阳地区通知独立大队长刘东雄，要他马上将部队分散开来隐蔽。尔后，团长邀我分头到各地研究布置对付敌人的分散人员。临走前，团长一再交代方大队长、鲁生等人，一定要在晚上12点之前离开水圩。
转 移
根据首长指示，营领导决定：六连派一个排由吴中巫指导员带领，担任汤沟方向一路的警戒，待部队撤完后到龙王嘴集中；方大队长率大部和五、六连渡湖转移到龙王嘴、戴山脑；我率四连负责找船和掩护干部转移。任务明确后，我回到四连已晚上9点半左右，时间紧迫，船只缺少，要在两个多小时内渡完数百人，有困难。于是，我让罗副指导员速带一个排到水圩和龙王嘴两岸村庄动员老百姓支持小船，并令二排渡船上岸后对青山担任警戒。还不错，到10点半，集中了十七八条大小船只。此时，部队开始渡湖了。第二天凌晨2点半，罗副指导员向我报告：除大队部及五、六连没到外，干部队基本到了。听到这一情况，我心里着急，立即和田指导员一起带三排和60多名突围出来的同志到青山检查。他们也没到青山渡口。
在我军组织转移的14日夜晚，日伪军分兵两路向我进攻：一路其主力2000余人从老洲头、左岗迂回过来，占领我青山头。该山头是控制我湖区周围几十里的制高点，位置非常重要。目的是切断我陆上向三官山的退路。另一路约1000余人进入灰河、六百丈，断我从水上经灰河到无为的退路。次日凌晨3点左右，敌军已到指定地点展开。
约凌晨4点，我们来到豪稍、周家岗之西南的小村子，找到了二排的同志。忽然，我们发现青山顶上有人影晃动，分析是敌人占领了山头。我们严密注视，发现有20人左右朝我村边走来，越来越近。我即叫二排长准备战斗，并跟干部队长李森以及阮文炳、赖维纪等同志商量，要他们配合我连在天亮前对这股敌人发起反击。这说：“这里北面是青山，南面是陈瑶湖，只能背水一战，不先给敌人反击，就有被敌消灭的危险。”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刚刚把队伍展开，利用芦苇作隐蔽向前靠，不料被敌人发现。但敌人以为我们是一般的地方游击队，没有多少武器，便端起枪刺凶猛地向我冲来。我二三十名红军老战士，人手一支驳壳枪，眼疾手快，向敌人猛打猛冲。敌人还未靠近，当场就被我毙倒8个。余敌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仅一刹那，我方缴获敌步枪8支，日本歪把式轻机枪1挺。
敌人后退，我即指挥部队马上按计划以班为单位向湖里分散。此时，天将拂晓，我们只好分开躲在湖中芦苇丛里，并将负伤的二人、牺牲的一人背走隐蔽。冬季的陈瑶湖，湖水很浅，芦苇丛草很多，有利于我隐蔽。我这里枪一响，水圩那里也打了起来。天亮时，到处可闻枪声。抬头看看青山顶，那里已站满了鬼子，一个指挥官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还不时地盯到湖里各小岛上。
8时许，从安庆飞来两架敌机，在我水圩、龙王嘴、王家排上空扔下炸弹，狂轰滥炸。敌机飞得很低，有时只有三四百米高，除扔炸弹外，还用机枪扫射每个小岛。时而轰炸，时而射击，轮番不息，直到下午4时才暂停下来。地面上，鬼子则在沿湖对每村、每户、每个芦苇丛堆展开搜查。敌舰艇也对岛上的目标进行炮击。在敌人海、陆、空“三军”包围下，我们只好呆在湖中芦苇丛间的湖水里。时值严冬，我们从早上5点半到下午四点，胸部以下一直泡在水下或烂泥下，两腿早已发麻。起来后，才发现双腿已经冻肿，难以开步。
然而，战争是无情的，我们不能不走。鬼子一撤，我就和田指导员一起收集部队，到龙王嘴找大队长，找我连一排的同志。龙王嘴已被敌机轰炸得一塌糊涂。我们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在湖中芦苇丛里一个一个找到他们。当找到罗副指导员时，他告诉我们：“大队部和五、六连都没有来这里。林团长昨晚来了一下又到王家排去了。”两个领导一个都不见，我真为他们担心。
为防鬼子打回马枪，我决定带所有人员到周家潭、施家湾等地隐蔽集中，并派人找失散人员。安排一排长余福荣带5人化装便衣，负责到王家排一带找林团长；田指导员带十几个便衣人员先到周家岗找地方党领导周南等同志，然后到水圩找方大队长、鲁书记和五、六连的同志。大家不顾疲劳，分头出发。
第二天中午，一排长回来说：“林团长已经找到，但他听地方党汇报说方英、鲁生等大队领导及六连一个排都没有离开水圩，结果遭敌包围，几个领导都牺牲了，很火，马上又赶去水圩。田指导员他们也一起到水圩。时近黄昏，田指导员带领五、六连大部分同志回来了。此后，部队在林团长的指挥和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经过二三天的隐蔽转移，才在施家湾、王家嘴、傅家嘴等地集中起来。我营尚未收容齐时，又跟土顽章淦大队近百人打了仗，打死打伤和俘敌20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30枚。此时，顽军五二八团一部也乘机闯入三官山、将军庙一带行凶作恶，抓人抢劫，形势相当严峻。
在这次反日寇“扫荡”和反顽战斗中，我方也伤亡25人，还有一些本地兵乘机溜回老家。集中时，我营只编成四、六两个连，第五连只有郭绍良连长、赖维纪指导员和20多名战士。林团长指定我接任大队长兼营党委书记（指导员暂缺）。我大队在施家湾一带休整几天后，又遵照首长指示立即回到三官山、将军庙、罗温河、黄泯河、钱家桥、大凹口、孙家畈、砖桥、矾山等地活动。
我们每到一地，都用日伪联合反共打新四军的罪恶事实教育广大群众，使他们认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要想不做亡国奴，就要真心实意地支持新四军，跟新四军一起抗日。我们这次利用皖南事变和日伪对我“扫荡”的事实向群众宣传，效果很好。过去对我军持怀疑态度的人已相信我们，信赖我们；原来对我军坚决抗日持不同态度的一些人，也转变立场，转变态度。大家都把抗日救国的重任寄希望于我党我军，并表示要跟我们一道坚持抗战到底！
这期间，我们还在俘山摧毁了土顽江子龙的老窝，接连打掉其操纵的5个区公所，共毙、伤、俘敌60余人，缴枪30多支。我们每到一处，当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都活跃起来，仅仅两月余，以三官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便日益巩固，逐渐扩大，跟巢无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因此，牵制了顽军一七六师、一三八师和十游纵队，减轻了我主力部队的压力，保证了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向军部转移，也为我军在巢无地区组建七师创造了条件。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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