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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忘不了那座藏民小楼——忆长征途中遇害的胡底
雷 钦
胡底离开我们已经70多年了，然而，他的博学多才、敏锐机智，他与张国焘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他认真负责、扎实精细、忘我勤奋的工作态度，经常在我脑海中涌现。
在胡底领导下工作
胡底是安徽人，青年时代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我第一次见到胡底，是在1934年初。那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以江西军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观看的文艺演出中有一出文明戏，一位身材魁梧、面貌威严的中年人演得很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得知，他是几年前从上海党中央回来的，现担任国家保卫局预审科长，名叫胡底。他长期深藏在敌人的心脏里，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同阴险奸诈的敌特进行过惊险的斗争，并获得许多重要的情报，为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才。
1935年1月，红军夺取遵义以后，中央红军部队继续北进到了威信扎西一带，当时红军正处于十几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之中。危难之中，中央军委决定，夺取蓝田坝、大渡口、安江三线各渡江点，在川南相机北渡长江，转入新的地区争取四川赤化。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总部为了加强对敌行动侦察，从各方面搜集、整理有关材料，摸清敌情动态，调富有经验的胡底为总部(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毕占云为副科长，下辖侦察队。侦察队员由国家保卫局和各军团选调来的几十人组成，由从三军团调来的张明远担任队长，我任指导员，负责侦察科和侦察队的政工工作。这样，我就有幸在胡底的领导下工作了。
胡底身负重任，遇事冷静、善于分析，思维敏捷、办事果断，同时，又很尊重同事、下级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意见。布置工作，交代任务，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大概因为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从事白区地下秘密工作，锻炼成临变不惊，乐观豁达的性格。大家很敬佩他，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到侦察科不久，四渡赤水期间，患了疟疾。那时缺医无药，伤病员跟随部队走十分困难。见此情况，胡底把他的马匹让给我骑着，他自己拄着竹竿走山路、夜路。以他魁梧的身材，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是困难的，而我骑在马背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我病得真不是时候，侦察科刚成立，工作正在繁忙之际，我不能工作，还让科长受拖累。我坚持从马背上下来自己走。他见我病重难以坚持，又派人找担架，请民夫，还特别嘱咐：“千万不能掉队，掉队是很危险的！”真是体贴入微。
四渡赤水之后，部队日夜兼程百余里南渡乌江，沿途不断遭敌机袭扰。总部渡江后，遇到敌机一次大轰炸，损失很大。据说总部三局局长钱壮飞在这次敌机轰炸中失踪了(没有找到他的尸体)。胡底得知后，心情非常难过，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吧?不会! 我相信他不会出事的……”很长时间他都不愿相信这会是真的。后来听说，周恩来副主席对钱壮飞失踪一事十分关心，曾派人前往出事地点寻找，但未获得钱壮飞的下落。胡底因此很长时间心情一直很沉重。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并称我党对敌情报工作的三杰士，在长期地下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义。后来，在行军途中，胡底给我们讲了他与钱壮飞在敌人心脏做地下工作的一些故事。他说：钱壮飞是经过白色恐怖严峻考验的坚定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才智横溢、胆略过人、我党不可多得的杰出战士。我很敬佩他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地同敌特面对面进行斗争，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精神。他遭不幸，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呀!
胡底对工作非常认真，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总部侦察科每到一地，他都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送交总部，供研究敌情参考。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布置工作交代任务非常具体，再三嘱咐侦察员要有几手准备以防万一。
中央纵队穿过湘滇公路，越过乌蒙山，挺进到昆明附近后，胡底立即派遣侦察员四处展开侦察活动。一次，派遣书记员刘奇和几名侦察员乔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潜入到昆明近郊的杨林大板桥附近敌占区内，阻获了一辆汽车，并捕捉了车上由龙云派遣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参谋副官。不仅从该被俘“舌头”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敌情动态，缴获了红军总部急需的军用地图，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的情况，还意外地缴获了一部分重要的药品等急需物资。胡底立刻将侦察科捕获的敌少校副官和重要资料、军用地图等一并送交周恩来，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几天后，中央军委、毛主席就发出《关于我军迅速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从未见过面的兄弟方面军汇集在一块，大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威震川、陕、甘地区。后来听说要在川陕甘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我们都很高兴，以为形势会很快地好转，没想到张国焘却挑起了一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党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是创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服从中央的决议，在行动上却与中央唱反调。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上说：“要创造川、康(西康)新的大局面。”后来又让他手下的人造舆论：“谁的人多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 企图阴谋改组中央，篡夺领导权。
胡底对这些言行很反感，凭借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看出张国焘的意图，暗地和我说：“张国焘有野心!”但他很注意影响和斗争策略，在工作中经常告诫我们注意搞好两个方面军干部战士之间的团结。
红军总部进到黑水、芦花一带后，张国焘为干预总司令部的工作，亲自委派他的心腹警卫员(四方面军国家保卫局的人)袁成义到我们总部侦察科任指导员。胡底说：“来头不小呀!”张国焘不仅要改组中央，连小小的侦察科也不放过。胡底已经察觉到我党又要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了。原来，侦察科及侦察队只有我一人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现在又来了一个。胡底专门找我去嘱咐说：“袁成义是科里的指导员，你是侦察队的指导员，要尊重他，有事多请示他，向他汇报工作，要注意搞好团结。但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干还是得去干，而且要干好……”可是，袁成义一来到侦察科就仗着“来头不小” ， 摆非常之大的架子，一个指导员，配有一匹大骡子、一个马夫、一个公务员，还配有一个大个子挑夫专门给他背吃的用的东西，比起胡底科长和毕副科长神气多了。有的同志称他是“大指导员”，有人议论说：“侦察科来了一位大首长啦?!”他的军阀作风非常严重，经常是对服侍他的马夫、公务员等人稍微不满意，不是打就是骂，影响很不好。我们侦察队的干部战士对他非常反感，议论不少。胡底告诫我们说：“不要只看生活作风上一些小问题，要看工作上。”胡底科长心明眼亮，他说话也变得非常谨慎小心，我觉得他常常在思考什么。
蘑菇中毒事件
1935年8月中旬，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领左路军从刷经寺向阿坝前进途中，因连日暴雨，河水猛涨，部队不能前进，耽搁了数天，而我们准备过草地的干粮所剩不多了。三天后返回刷经寺，部队十分疲劳，休整了几天，再次向阿坝进发。
后来，部队到达琅口附近，这里是开始进入草地的边缘，仍有大片的森林。藏族牧民的村子里只有棚屋，一种用木材搭建、牛粪和泥抹成的，供人畜过冬用的房屋，空房子里没有一粒粮食。附近满山遍野生长着茂密的青草野菜，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地风光，如同绿色的海洋，神秘而令人神往。
为了保证胜利走过草地，大家自觉少吃所剩不多的干粮，采集野菜野果等充饥。胡底科长的警卫员罗洪山和侦察员宋德功在树林边缘发现了许多肥大的蘑菇，采摘了不少。罗洪山心想：鲜美的蘑菇加上点牛肉干炒麦什么的，可以给科长饱餐一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毒蘑菇。胡底科长、科员刘奇、钟宁静等人可能吃得多些，造成严重中毒，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神志不清。胡底还时而呻吟，时而控制不住闷在心头的愤怒，大骂张国焘有野心，用枪杆子要挟中央，企图篡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难道中央会这样怯懦，被这个土匪的枪杆子威胁住了吗?不会的……”张明远一面捂住胡底的嘴一面劝他安静休息。我记得，第二天出发前，卫生部长贺诚和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来看望了胡底，听说这种情况，也劝胡底说：“中央的问题由中央去解决，我们在底下的骂他也不能解决问题，会影响团结，出差错的。部队还要行动，你要注意身体。”
几天后，那个“大指导员”袁成义把胡底神志不清时骂张国焘的事上报给张国焘，还恶狠狠地叫嚣：“总部侦察科，胡底是反张总政委的，骂总政委就是反党行为……”给胡底扣上了“反党”的大帽子。胡底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后，预感到问题严重，沉重地对我说：“这下难办了，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部队在草地行军了两三天，到达查理寺。胡底因中毒大病一场，身体虚弱，面色苍白，精神状态很不好。离开查理寺后，张国焘撤了胡底的侦察科长职务，连他骑的马也取消了，只留下马夫给他背行李。由于他的身体虚弱还没有恢复，行动困难掉了队，被五军团担任后卫的部队接收。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知道胡底的情况后，派人把他接到五军团保卫局跟随行动。当时，五军团没有多余的马给胡底骑，就给了他一头牦牛驮行李。欧阳毅担心：张国焘等人可能会继续迫害胡底，曾请示过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想留胡底在五军团保卫局工作，但董振堂考虑到胡底是总部的科长，五军团不能随便留下，还要请示总部才能决定。就这样，胡底随五军团行军到阿坝。到阿坝后，被张国焘控制的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知道了胡底的下落，又派人把胡底从五军团押走了。当时，欧阳毅到军团部开会去了，回来后，五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慕容楚强十分气愤地报告说：“他们随便捉人。”执意要派人去把胡底抢回来。欧阳毅劝说道：“派人去抢回来不行的，那样容易发生两军冲突，还不能解决问题。”胡底被押走后，曾给欧阳毅写过一封简信，告诉他现在被押在警通营，一切还好，请欧阳放心。还提出有一床俄国毛毯要送给欧阳毅用。欧阳毅当即回信给胡底，嘱咐他说：“注意保重身体，俄国毛毯留下自己用，你现在更需要。”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胡底有没有收到欧阳毅的信和退回的毛毯。
9月底，左路军从阿坝出发。数日后，红军来到葛曲河边，因河水猛涨，当时未能涉过河而停了两天，可是如果坚决执行北进路线渡过河去，再走三五日，即可到达班佑与右路的红军会合。但张国焘借口不能过河，命令部队回师阿坝。左路军从葛曲河回返，二过泥泞危险的湿草地，沿大金川南下。
开始几天，在行军路上，我们还能看见胡底被两个人押着行走。他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身上穿着一件油腻的旧衣服，脚下穿了一双藏民的长筒靴，肩上背着两只小羊皮口袋，浑身都是泥水，行走十分困难。见他如此情形，我们的心里真难受。而他见到侦察科的同志，为避免引起麻烦，也不说话，只是对我们笑一笑，用眼神相互问候。
最后的见面
10月初，我们行军走到一处名叫四大坝的藏民村子。藏民已逃走，村子里除了一些家什外，也是没有一粒粮食。地里能吃的东西没有了，只剩下些不成熟的小南瓜和小蔓根菜。我想：我们已受断粮之苦，吃野菜充饥，胡底连采摘野菜的自由都被剥夺，就更加饥饿难受了。我走出村子来到田头地角，勉强从南瓜藤里找到几个未成熟的小南瓜和一点小蔓根疙瘩，大约有二三斤左右，双手捧着，直奔村头监禁胡底的房屋前。负责看守的两个卫兵，一个正在烧开水，见我手里捧的是一些吃的瓜菜，就让我上楼了。胡底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从房间里出来站在楼梯边招呼我：“指导员，你来了。”我点点头立即走上楼，说：“科长，我们一点粮食都没有找到，只摘了这点东西送你。”他说：“这就很好了!”我走进房间一看，除供奉神佛的神龛和放了些打青稞麦子的杖子等木制工具外，屋角一边仅铺了一层薄薄的麦草，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被褥，也没有那床俄国毛毯，只有胡底身上穿的那件油腻的藏族皮袍和已无干粮的空口袋。见此情景，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胡底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嘛!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许是暂时的受点儿委屈罢了。”我握着他的手，最后只说了一句：“请科长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我离开他的屋子时，他站在楼梯口招了招手，会意地点了点头，不便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下，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有个结，总是放心不下。我放慢脚步，留意地来回巡视，接连几天都如此，就是没有再看见他，我的心沉了下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到我们敬重的胡底科长了。啊！四大坝，胡底遭受毒害的地方!这地方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几十年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回荡着，不能忘却。那孤独的藏民小楼，那空荡荡的屋子，那薄薄的麦草铺和空空的小羊皮口袋……还有，胡底微微的招手，心怀坦荡的微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当时只考虑问题复杂，张国焘不会轻易放过他，没有想到张国焘竟然在这个地方就下了毒手，胡底，这位堪称保卫党中央的“三杰士”之一的机智斗士，勇敢捍卫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优秀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被张国焘杀害了。
胡底离开我们几十年了。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他的战友和知道他的同志，仍十分怀念他，敬佩他。许多回忆文章中都念念不忘记述了他革命奋斗的一生，唯独对胡底长征中最后的日子甚少记述。李克农在延安时就曾建议追认胡底为烈士。廖承志在周恩来诞辰80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
为了汲取这沉痛的历史教训，我将自己知道的、所能回忆起来的胡底在长征中的这些情况，简要追忆成文字，以缅怀我的领导、师长、战友胡底，以先烈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奔向共产主义而奋斗。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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