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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会议”是城工部历史的里程碑
黄启权
一、探访“龙山会议”旧址
2007年12月11日，福建省政协原主席游德馨会同“龙山会议”的亲历者、老福州市委委员简印泉、老学委委员陈世明和地下党老同志、革命烈士后裔、党史工作者一行10人，怀着敬重的心情，在闽侯县、荆溪镇、桃田村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在老地下交通员黄庆仁，老房东郑金伙儿子郑明泉的导引下，徒步跋涉，来到“龙山会议”旧址，作一次60年后的探访，百感交集。
龙山，俗称龙脉山，处于闽侯县与晋安区交界的山岭中，原属桐口乡，现属荆溪镇桃田村。这个村已于1986年由闽侯县定为革命老区村。距村三五公里外的深山里，曾有一座革命基点户郑金伙的单落厝，占地约一亩，三面土墙，大厅六扇五木构架，厅前天井，两旁披榭，碎石砌基，黄土铺地，屋前左侧角有一口水井，供饮食、生活用水。这里山高坡陡，森林茂密，咫尺不见，而周围的路网又很活，是理想的隐蔽地点。这就是“龙山会议”的主会场。距此一公里的竹栏里，是交通员黄庆仁家，也是六扇五木构架，庄征、李铁和林白等都曾由此经过。当时还有不少地下党员过路，活动于桐口与北峰间。这一带是林森县委林克俊活动的地区，由他精心选择的会址当然安全可靠。
解放初，郑金伙搬到桃田村，原山上的房舍渐毁，现只剩下部分墙基，房址依稀可见。革命老同志旧地重访，钩起了60年前一段难忘的记忆。
二、“龙山会议”经过
1947年2月22日至25日，中共闽江工委在这里召开了“龙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协和大学、福建学院、师专、英华，市委、学委各部分的党员干部30多名，含会务人员共50多人。他们来自福建各地及台湾。其中有庄征、李铁、孟起、曾焕乾、何友于、何友礼、孙道华、简印泉、王毅林、陈世明、真树华、傅孙焕、林立、陈清官、林克俊、郑杰等，还有高原等闽浙赣游击队员4人。到会者均编代号，不现姓名，一进会场就戴上面罩，互相不接触、不打招呼，按小组活动；白天休息，晚上开会，以防暴露；报告只凭脑记，不作笔记。会上还学唱《你是灯塔》革命歌曲。
会议由城工部正、副部长庄征、李铁主持。会议首先传达闽浙赣区党委关于《福建九年斗争总结(草案)》，宣布撤销闽江工委，成立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接着，会议系统总结了闽江工委两年斗争情况，由庄征作《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并决定成立闽浙赣地下军司令部。会中，李铁作多次引导发言，林森县委书记林立介绍农村工作经验。最后，由庄征作会议总结。
三、“龙山会议”的主要内容
会上宣布闽浙赣区委城市工作部正式成立，部长庄征、副部长李铁，委员孟起、林白、杨申生。
会议系统总结了闽江工委两年来斗争情况，庄征在《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城市为农村服务方针的重要意义。《报告》首先分析了抗战胜利以来城市党的工作，阐明依靠农村发展城市，又通过城市发展农村的规律，是福建白区党组织始终未被打垮的根本原因；进而强调城市为农村服务的方针。《报告》还分析了福建中小城市的特点，指出有了农村的根基，城市工作才易于搞好。提出开展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就是开辟第二战场，也是城市为农村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城市党员必须树立为农村服务的观点，一切工作应朝着为农村服务的方向努力，树立脱下中山装、学生装，和广大农民联系，与武装斗争结合的决心。
《报告》着重阐述了“怎样开辟第二战场”。指出人民生活空前困难，群众自发斗争已在各地爆发，在这个时候提出“开辟第二战场”，发动“民变”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怎样发动“民变”?首先，知识分子党员要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同情农民；第二，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激发其仇恨心，发动解放群众的斗争：第三，要提出群众最容易了解、最容易接受的口号；第四，从群众迫切要求的小斗争做起；第五，善于把党的口号和任务变为群众的口号和任务。关于“兵变”，提出“等待时机，扎实地作好内应，注意配合”等要求。
《报告》还规定了城市工作“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任务是：一、在学校内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工人中领导下层斗争；二、动员输送干部到农村中去，发动民变、兵变；三、开展内应工作，多找军队关系；四、打入国民党机关和特务机关内部，获取情报；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击敌人，瓦解敌人；六、开展经济工作，支援游击区的部队和党组织。
《报告》阐述了城市工作“以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争服务”的指导方针；对城市具体任务和有关政策作了明确的要求。因此，这个《报告》对城市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并决定成立闽浙赣地下军，由林白、曾焕乾分任正副司令，庄征、李铁分任正副政委。下辖闽海、闽东北等4个纵队，闽海纵队司令曾焕乾，闽东北纵队司令何友于。
会议还表彰了各系统评选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庄征为培英英雄，何友于为开展工作英雄，何友礼为据点英雄，曾焕乾为经济英雄；关平山等18人为模范。奖品为金、银、铜戒指，上有五星火炬图案。
四、“龙山会议”的重要意义
“龙山会议”是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是城工部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它对闽浙赣党组织城市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龙山会议”后，城工部在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白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并作出显著成绩。
(一)发展组织，壮大队伍。城工部成立后，坚决贯彻城市为农村服务的方针，并从福州、厦门几个中小城市的实际出发，确定将发展党组织的重点放在大中学校，而后向农村撒开，以“发展一个，巩固一个，交替上升的方针”，发展党的队伍。至1947年底，在闽江工委时期的学委、福州第一市委和林森县委3个系统的基础上，又建立6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即福长平工委、闽东工委、延古建工委、安南永工委、龙德永工委和台湾工委。福州的7所大专院校、16所中学和中专，厦门的厦大和两所中学，南平、福安、宁德等地的4所重点中学，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福、厦、漳、泉4市和南平、福安、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福清、平潭、长乐、宁德、福鼎、霞浦、周宁、莆田、仙游、建瓯、建阳、沙县、永安、崇安、三元、将乐、顺昌、尤溪、泰宁、宁化、浦城等32个县市，以及台湾的台北、新竹、基隆、台南、台中、花莲、宜南，浙江的金华、温州、缙云，江西的九江、南昌和广东、湖南的一些县市，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据点或外围组织。不到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三千，干部二百”。
(二)学生运动日益高涨，反蒋第二条战线开始形成。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城工部紧跟全国性民主爱国运动高涨的有利形势，组织领导城市学生运动，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既教育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又沉重打击和孤立了美蒋反动派，形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47年1月，福州、厦门大、中学校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福州7所专科以上学校成立“为北大女生被辱声援会”，厦门大学成立“抗暴委员会”，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罢课，发表宣言，公开喊出“美帝滚出中国去”的口号。紧接着，3月25日，福州爆发了抗议公共汽车公司勾结反动警察殴打、抓捕省福中学生的反迫害运动，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发动全市各学校罢课、罢教，万人上街游行，斗争持续一个多星期，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刘建绪答应惩凶、赔偿损失、释放被捕学生等条件。5月16日，福州协和大学全校600多名师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从中洲至省府路沿途又有几百名大中学生加入，队伍浩浩荡荡，到达省政府请愿，迫使刘建绪答应供应各大专学校“平价米”。同月，在城工部福安工委领导下，师范、农校和县中学生分别在穆阳、城关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5月底，福州、厦门学生声援南京“五·二○”血腥镇压学生惨案，纷纷集会、演说、出壁报、贴标语，并准备响应全国学联号召，于6月2日举行全市总罢课。5月31日夜，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突然包围协和大学和农学院、医学院、音专等5所大专学校和厦门大学，抓走32名学生、教师和工友。由于党组织事先已有准备，事后又及时撤退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故未造成大的损失；而且，经过营救，被捕人员绝大多数获释。11月，福州、厦门等地爆发抗议反动派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的罢课和抗议集会。12月，省福中和英华中学相继爆发民主墙运动。此外，各大中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发动师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更不可计数。
在学生运动的鼓舞下，城工部引导工人群众从经济斗争，进而发展为政治斗争。1947年1月至10月，福州电气工人、福州汽车工人、福州印刷工人、厦门电信局员工、福州机器锯木工人、福州装木工人、南平自来水公司工人、福州钟表业工人、厦门民船工人，先后爆发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
(三)加强上层统战与策反、情报工作。城工部领导人庄征、孟起亲自抓上层统战工作。通过民主党派地下组织的关系和长期隐蔽在国民党上层的同志，与教育、文化、工商、华侨各界上层人士、国民党军政部门的爱国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从而，城工部对国民党军警特务机关的渗透、策反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乃至打入统治集团的核心。如中共早期党员胡允恭到台湾任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兼设计组长，直接接触陈仪和他的左右，有利于孟起、郑杰、徐兴祖等赴台开展工作，筹集经费，发展组织，并为后来对陈仪的策反打下基础。1947年5月5日，长期隐蔽在福建水警总队司令部任警卫排长的陈统安，巧妙地搞出轻重机枪、卡宾枪、冲锋枪、驳克枪等一批武器弹药，安全到达闽侯南通山头闽浙赣区党委驻地。城工部党员王镛做通其父国民党军管区上校参谋的思想，搞出一套十分重要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机密地图。地下党员刘朝缙任福建省参议会议长、爱国民主人士丁超五的秘书，利用“民意机关”的合法地位，尽力抵制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和“以福建为内战根据地”。1947年5月，福建省参议会第二次会议还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公开抨击国民党挑起内战、实行独裁政治，内称：“胜利以还，社会杌陧，民生凋敝，岌难终日。盱衡时局，盼速采有效措施，恢复和平，实行民主，以慰群情，以纾民困。”由于地下党在上层统战工作的影响，使抗战胜利以来，历任省主席对公然镇压人民民主运动有所顾虑，也推动了一些县参议员(地方实力派)倾向进步或取中立观望态度，有利于地下党农村工作的开展。
(四)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城工部成立后，庄征传达区党委的指示，城市工作为农村服务有三条途径：城市民主运动影响农村；经济援助农村；输送干部到农村。地下军成立后，林白以福州、魁岐、高湖等地为据点，通过“传授国术”，着手建立秘密武装。曾焕乾回平潭，在地下党员陈书琴家的两艘海船上，配备机枪两挺、长短枪20多支，以做生意掩护，组织一支海上秘密武装。1947年4月初，因一些党员骨干被捕，而取消平潭暴动计划，这20多人的武装队伍拉上福清灵芝山，后又转至福州高湖、魁岐一带。同年10月，城工部五县中心县委成立后，福州、平潭的秘密武装人员随林白到东岭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提出“打土豪、借粮度荒”的口号，发展至一支60多人的武装队伍。当年5月，林立也在霞浦下浒组织秘密武装，计划端午节暴动，后因他被捕而未实现。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城市工作同农村武装斗争更大规模的结合做好准备。
(五)开展经济工作，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为了开展游击战争，购买武器装备，解决部队给养，需要大笔经费，因而搞经济是当时党组织的一件大事。曾镜冰曾提出“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经济”。城工部成立后，庄征作过《关于变国反之所有为革命之所有》的报告，李铁在福安也说过：“要变国顽的财产为革命的财产，变国顽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变敌人的人为我们的人。”曾镜冰曾经评价“变”是“城市游击战争的特殊形式”。为了筹集经费，城工部各级组织首先发动党员捐献，有的卖田产(如关平山、凌尚武)，有的卖房屋(如程宝兰、郑崇德)，也有的以同学病重、遭遇灾害为由，向海内外富有的亲戚捐募。为了有计划的搞钱、搞物资，从1947年2月至6月，城工部党员共组织大小9次“变”，共获得现金和财物价值8000多万元。其中较大的有曾焕乾领导的“谷变”、“药变”，搞到国民党福州林浦粮库的谷子18担、现金1000万元和救济署拨给平潭教会医院价值2万元的贵重药品；孟起、杨良言领导的“枪变”，还有孟起领导的“米变”，从官僚资本的粮行里，搞出大批“代金”等等。最后搞了“布变”，即1947年7月20日，通过隐蔽在福州海关内任监察课长的洪履权和英文秘书陈文相的关系，用假批条领出一批价值200两黄金的暂扣在海关待处理的布匹等。
总之，城工部成立一年多的显著工作成绩，是广大党员英勇奋斗的结果，也证明了闽浙赣区党委成立城工部决定的完全正确。这是福建党组织的光荣，是福建党员的骄傲。
编辑/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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