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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纵诞生记(上)
胡冠中
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苦的相持阶段，一支由中共闽粤赣地方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简称韩纵），在平和长乐乡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它是闽粤赣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上山筹建游击队
1944年秋冬之间，广东的日寇侵略军蠢蠢欲动，调兵遣将，企图进犯粤东，兴（宁）梅（县）地区告急。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把有领导能力而又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李碧山留下来当联络员。正是这个联络员，在已经同党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取得党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决定建立一支武装队伍，抗击日寇进犯，武装保卫粤东。
李碧山的决定，得到在平和县长乐乡坚持地下斗争的张全福和王长胜及梅县、大埔一些已经恢复组织联系的党员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个决定符合粤东人民的利益，一定会得到粤东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李碧山从他在大埔县的活动据点来到平和县，找到张全福和王长胜。他俩原是红九团的连级干部，因为负了重伤未能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伤愈后留在平和坚持地下斗争。眼下，张全福任中共长乐区委书记，王长胜做他的助手，在群众中都有很高威望，当地群众叫张全福为“土公”，是保一方平安的土地伯公。李碧山同他俩会晤后，就安营扎寨的地点及如何发动与组织群众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长乐地区坚持地下斗争多年的张全福和王长胜，对长乐的一村一寨、一山一水了如指掌，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也曾经住过山寨。他俩根据李碧山提出的要求，选定靠近大科村的兔子窝为筹建游击队的大本营，并且组织当地一些青年去搭山寨，一切进展顺利。
早在半个月前，我也来到长乐地区与大埔县毗邻的寨子（村名），等待建立无线电台。正当我很焦急等待指令的时候，李碧山来到寨子同我会晤，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张全福和王长胜。
寨子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当过小学校长的何献群，半年前就奉命到此办“酒精厂”，既当“厂长”又当工人。凭着他一股革命热情和一些书本知识，再配置一些简陋的设备，硬是把酒精酿造出来，由地下交通员张奎挑到大埔县城去卖，赚的钱做党的活动经费。我就是由张奎带到寨子的，为的是建立无线电台。
这是1944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寨子办“酒精厂”的那座破旧的楼房里，聚集着李碧山、张全福、王长胜、何献群、张奎和我共6人，商讨上山安营扎寨问题。张全福向李碧山介绍了有关搭山寨及其他准备工作情况。他最后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李碧山听了汇报当即拍板：“明天晚上上山！”我接着李碧山的话问道：“你不是要我尽快把无线电台建立起来吗？”李碧山对我说解释说：“无线电台是要建，眼下更迫切的是建立游击队，抗击日寇对粤东的进犯，明晚你也一起上山。”我当然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会集在寨子的同志吃过晚饭，按事先决定做上山准备。遵照李碧山安排，除了张奎另有任务继续留在寨子外，其他同志全部上山。
这是一个朔风怒吼、天色墨黑的夜晚。有武装斗争经验并佩有驳壳枪的王长胜走在最前头，紧接着是李碧山、何献群和我。同样佩有驳壳枪的老红军张全福殿后，一个接一个，走出寨子，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村小道往大科村走去。在这五人中，除了前后两位老红军有“夜猫子”似的眼睛善于走夜路之外，我们三人走起来都很困难，有“寸步难行”的感觉。后来，王长胜告诉我们：“走夜路最好的办法是挺起胸来，两眼往前看。”这个办法果然有效，走起来就不会两眼漆黑一片，可以走得快多了。
我曾听说过长乐地区是我们的“老家”，是革命根据地。因为我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也称白区）进来的，对“老家”没有多少了解。这天晚上可给我上了一课，知道“老家”是个什么样子。从寨子至大科，要经过三顶坪（村名）等好几个村子。开始我很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想不到每经过一个村子碰到当地群众时，他们都会亲热地叫：“土公，你们来了！”土公就是张全福。此时，张全福就会跟他拉上几句。然后，群众目送我们上路。由此可见，村村有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群众基础深厚得很啊！
约摸走了两个小时，我们一行来到大科章河家里。章河是一位20多岁的革命群众、地下联络员。我们到达之前，黄维礼和陈木两位同志已先来了。章河根据张全福的交代，已经准备了一口大锅及其他炊具，还有油、盐、米和菜等生活用品。
在章河家里吃了地瓜，休息了一会，就按原定计划上山，到大科村后的兔子窝去。此行从５人增至７人，黄维礼和陈木各人挑一担东西。
兔子窝原是一个树木茂密、罕无人迹的地方，无通行之路。王长胜曾去勘察过，由他确定搭山寨的地址。他朝着兔子窝的方向，披荆斩棘，领着大家走。我们几位初上山的同志当然比不上王长胜，走得很慢很慢，有被荆棘勾破脸的、勾破衣衫的，也有人一连摔了好几跤。但是，谁也没有发出声音，默默地跟着王长胜走。
从大科村至兔子窝并不远，大不了是5华里左右，因为路难行，我们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当晚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兔子窝山寨。走在前头的王长胜快走一步，点亮了事前准备好的“风灯”，把山寨照亮了。我们的心顿时豁然开朗，李碧山高兴地说：“我们到家了！”
“对，我们到家了！”我们都附和“家”的说法，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建家立业，大展鸿图。
乐住山寨干革命
我是第一次上山住山寨。一进入山寨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新鲜感。随着王长胜点亮的“风灯”，映入我眼帘的是：约有20平方的长方形山寨，杉树皮当瓦，把寨顶覆盖得严严密密；四面的“墙”，是编结成片的稻草围起来的；“墙”的一边还装有两扇活动窗，可关可开；靠窗的一边，是用小树枝架起来的床，床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山寨前后也有用稻草编结的厅，关起来便可挡风。张全福打趣地说：“我们的山寨是一幢人世间最别致的林间别墅，我们的床也是躺起来非常舒服的沙发床！”李碧山听罢便躺到床上去，那床板果然有弹性，跟沙发床一样。
“土公，真要感谢你！”李碧山躺罢沙发床，对张全福表示谢意，还一连躺了几下。
“我可不敢当，要感谢得感谢大科群众，是他们的‘集体创作’”。
夜深了，只听到山寨外面呼呼的风声，摇曳着树叶沙沙作响。我同战友们一起躺在沙发床上，有“同床异梦”的味道，每人的脑海都在翻腾，各人都在浮想连翩。我此时所想的是，今晚我们7位同志上山筹建游击队，党中央知道了该会多么高兴！我一遍一遍地想，越想越睡不着。李碧山发现我没有睡，轻声地对我说：“夜深了，睡吧！”
“五哥，你不是也没有睡么？”
我所叫的五哥就是李碧山。我说话的声音很轻，不可能惊醒大家，而大家却都把头抬起来，说明大家也没有睡。
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李碧山接过我的话说：“是的，党中央会很高兴的，一定会表扬我们做得对！”接着，李碧山给我们介绍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延安的灯火》，说散文写的是延安有许多窑洞，唯有枣园的窑洞总是彻夜灯火通明，那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在为中国革命操劳，关注着全国各地的情况。
为了表达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李碧山建议大家唱《国际歌》。他起了头后，大家就跟着唱起来了。在兔子窝的山寨里，第一次唱起了无产阶级的战歌，大家唱得特别动情。
我们渐渐入睡了，睡得很深。
天刚亮，王长胜就到山中一处有山泉的地方去挑水，到我起床时，他已经挑满一缸水。我过去用水是不受限制的，要用多少都行。当我要去舀水刷牙洗脸时，王长胜讲话了，他说：“山上缺水，用水要限制，刷牙洗脸加起来，只能用三口杯水。”不但我按规定用水，大家也自觉遵守规定。
这天早上，我不慎让木桶出了声。王长胜立即前来对我说：“以后要注意，千万不能发出响声，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保密工作。”我开始还不以为意，细细想来却感到很有道理：森林中发出类似木桶的声音，说明那里有人活动，不利于保密。
我在这天早上还碰到一件新鲜事，此事又与王长胜有关。当我洗了脸要回到山寨去时，他把我叫住了：“中哥，来帮忙扇扇子。”
“中哥”乃是我的别名。为了有利于保密，我们上山前都改了名。李碧山问我要用什么名？我了解到当地姓罗，便脱口而出：“那就叫罗冠中吧！”就这样，大家就叫我“中哥”。王长胜叫我去扇扇子，是因为他要烧火煮饭。他说：“柴不大干，可能会冒烟。我起火时，你务必把烟扇开，千万不能让烟冒出树梢。”我不解其意，问道：“这是为什么？”
“保密需要嘛！”
王长胜给我解释烟为什么不能冒出树梢之后，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住在山上的一个连队在生火煮饭时，烟冒出树梢，给国民党的侦察兵发现了，认为冒烟的那个山头有人。后来，敌人包围了那个山头。这个连队虽然突围冲出去了，但也损失惨重。王长胜说，这是血的教训啊！
我们是夜间到达兔子窝山寨的，看不清山寨周围的环境。此刻，我可以尽情地去观赏我那美好的家园。
我们的家园称为“林间别墅”是非常恰当的。在我们的山寨周围，是一片既高又大的茂密森林，绿色的树叶铺天盖地，是一张无边无际的帐篷。在林子里，有种类繁多的飞鸟，发出各种各样的鸟鸣。无论是向后或向左向右，都是无路可走的，只有山寨前面，也就是往下走，才有一条经群众上山搭山寨走动形成的似路非路。眼下所能看到的是山寨下面的小操场，和一座10平方左右的做厨房用的小山寨。那小操场大约比我们住宿的山寨大一倍，是群众搭好山寨后特地开辟出来供我们活动用的。这天早上，我们7位“不速之客”，做了操场上第一批客人。我讲话的声音大一点，王长胜又来“干涉”了，很严肃地对我说：“这里是山上，从保密需要出发，讲话得小声一点，不能凭性子讲话，特别是晚上，山上有什么动静，山下都容易发觉。”
短短的一个早晨，王长胜就一次又一次给我上“保密”课。所有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我暗自思忖，住山寨要受到很多限制，只要革命需要，对保密有利，受到一点限制算得了什么？我为此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一切行动中自觉约束自己。
在吃早饭时，王长胜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他问道：“你们吃一顿饭要多少时间？”此事没人想过，也没计算过，除了张全福过惯游击队生活，知道游击队的规矩，我们刚上山的同志都答不清楚。
原来，游击队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都是要自觉遵守的。这个规定都与时间有关，诸如，打一个背包要多少时间，大便只能蹲多少时间，吃饭也有时间限制，都是根据游击队的特点和需要来定的，总的原则是“快”，越快越好。王长胜告诉我们，吃一顿饭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大便也得争分夺秒，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
既然我们是来打游击的，就得按打游击的要求办事，不行也得行。李碧山第一个表了态：“山有山规，队有队约，一定尽快适应这个规定，做一个合格的游击队员！”
我们都异口同声表示：“一切服从革命需要！”
组织群众工作队
我们上山安营之后的第二天，李碧山即召集会议，讨论如何尽快把游击队建立起来，抓得最紧的是三件事情：一、筹备钱、粮和武器；二、调动干部到山里来；三、宣传和组织群众。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每一项都制定了行动方案。在那战争年代，我们说干说干，决不拖泥带水。
时至第三天，李碧山、黄维礼、何献群三位同志，各人根据“山寨会议”的决议，离开兔子窝山寨，下山去执行各自的任务。到了当天傍晚，张全福、王长胜和我三人，也离开兔子窝山寨，按计划去开展周围村庄的群众工作。唯一留下来的是陈木，张全福给他的任务是进一步改善山寨的生活条件，诸如挖厕所、开辟下山挑水的路，等等。
我们三人组成的群众工作小分队，其任务是逐个看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长乐地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村庄，宣传发动群众支援我们建立游击队。
在离开兔子窝山寨之前，张全福亲切地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宣传好、发动好和组织好，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包括组建游击队，就将功必成，战必胜。”随后，张全福又给我讲了一些有关群众工作应注意的事。他特别指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党的，也是有无群众感情的反映。他又提醒我，不论到哪个村庄，都不要问村名和人名。我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张全福答复说：“我们所要去的村子，虽然属于革命老区，自从国共合作抗日以后，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同他们联系了，人家还不了解你，还放心不下。”
当天晚上，我们所去的第一个村子，是在一座山岭之间，有十几幢楼房，40多户人家。因为事先有约，几乎全村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一幢名为“福兴楼”的楼房里，把上下两个厅都挤满了，欢迎“红军哥”回来。当张全福、王长胜两位老红军和我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一位年轻人带头呼喊：“欢迎红军哥回来！”于是，群众把我们三人团团围住。虽然时令已是寒冬，我们身上却像有一股暖流在流动。
在红军时代，张全福是做政治工作的，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这些年来，他又同长乐群众同生活，同劳动，群众语言也很丰富。此刻，他看到群众那么热情欢迎我们，心里也很激动，想不到红军北上抗日以后，群众吃了那么多苦头，不但不埋怨红军，还对红军那么有感情，便情不自禁地站到一张条凳上，情真意切向上下左右群众鞠躬致敬，随后便向群众演说。他一开口便说：“大家都是我们的亲人，自己人，一家人，我们是回来探亲的！”张全福几句话，我们就同群众贴紧了。接着，张全福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又讲到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经常制造摩擦，杀害抗日志士。他特别讲到红军北上抗日以后，老区革命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还经常遭到迫害。讲到这里，张全福动情地说：“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又是一位年轻人紧接张全福的话高呼：“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这一夜，张全福代表共产党向老区人民表示亲切慰问，又说明了组建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当说到即将建立游击队时，引起了年轻人一片狂欢，异口同声喊道：“我报名参加游击队！”
在一般情况下，农村人到了七八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今天晚上都到了十点钟，大家才尽欢而散。第二天，我们又在这个村子活动了一天，确定了两名联络员；派出一名联络员到另一个村子，告知当地较有威望的人我们将去的消息。这一天，我们有重点地去访问了一些人，收到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预期效果，为建立游击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往后的半个月，一天访问一个村子，方法与内容大同小异。最激动人心的是到“河边村”的那个晚上。
河边村是靠河的一个村子。那天晚上，我们按联络员的约定，来到河的一边，在芦苇丛里隐蔽起来。随后，联络员向河的对面拍了三下巴掌。这三下掌声清脆可闻。三下巴掌声刚刚响过，只见对岸一位50岁左右的汉子，划着竹筏过来。在淡淡的月色下，只见老汉左撑右撑，快速前进，好一幅“月夜撑筏图”。
不多久，竹筏靠岸。老汉用撑竿固定竹筏后，迫不及待地从竹筏跳到岸上，忙问联络员：“红军哥在哪里？”张全福看得真切，立即从芦苇丛里出来，王长胜和我也跟着向老汉走去。老汉用他那粗壮的双手抓住老张的手：“我终于盼到你们回来了！”随后又同王长胜和我握手。可以感受得到，老汉心里多么高兴。
“上排吧！”
当地人把竹筏叫竹排，上排就是上竹筏。联络员把我们交给老汉后，便回到自己的村里去了。
河面约莫有80来宽。水不深，却比较湍急。老汉在这条河上撑竹筏载人几十年，熟悉这里的水性，竹筏在他左撑右撑下，驯顺地往河对岸驶去。
我们跟着老汉到了他的家，老汉的夫人立即把泡好的热茶来接待我们，随后又到全村各个楼房，向全村人报知红军回来了。顿时，沉睡的山村沸腾了，有扶老的，有携幼的，一齐拥到老汉的楼房去，各人找个坐的或站的地方。
张全福和我们三人，站到条凳上同乡亲们见面。老汉告诉大家：“这就是当年的红军哥，他们回来了！”这一下，在场的群众又像开了锅的水，用热烈的鼓掌来表示欢迎，我们也向前后左右的群众鞠躬致意表示感谢。
这一夜，张全福像在其他村子一样，做了非常生动、通俗易懂的演说，博得群众一阵阵鼓掌。接下去，在群众出现了“参军”热潮，报名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有两位年过50的兄弟，领着一位年轻人来到我们面前，十分恳切地对我们说：“我俩兄弟年老了，上不了阵，就让我俩的儿子参军吧！”撑排老汉很激动地告诉我们：“他俩是兄弟，弟弟家穷没有结婚，是两兄弟共有的一个儿子，要接两家烟火的。”我们听了十分感动，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怀！张全福竟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连忙向那兄弟俩鞠躬致敬表示感谢。
这动人的一幕刚刚落下，更动人的一幕又掀起来了。就在张全福向那兄弟俩鞠躬时，一位由孙儿扶着的老太太，从门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们面前，是亲自来送孙儿参军的。她说：“我的儿子是十多年前参加红军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就让我的孙儿接过我儿子的枪，去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吧！”接着，老太太打开布包，拿出她儿子戴过的“红军帽”，端端正正戴到孙儿头上，近乎要求对张全福说：“收下我的孙儿，去接父亲的班！”
面对这么感人的场面，我们都不由地淌出眼泪。我暗自思忖：有了老区人民的支持，游击队一定可以建立起来，而且一定会不断发展壮大。
半个月不停歇地工作，为筹建中的游击队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之后，张全福和王长胜回到兔子窝山寨，执行新的任务。随后，又由黄维礼和胡伟等成立一个小分队，开赴大埔清泉溪一带做群众工作。我又参加了这个小分队。
这个小分队原是由黄维礼任队长，胡伟任党支部书记，再加上我和能定共4人组成，以后又陆续来了廖伟、古关贤、蓝汉华和王大水，共有8位同志。小分队的任务仍然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活动，凡是计划中要去的村庄都去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5年春节前三天，我们结束了清泉溪一带的活动，要回到大科兔子窝山寨，参加游击队成立大会。临走前一天晚上，又从潮汕地区来了一位姓李和一位姓许两位同志，要跟我们一起上山，小分队有了10位同志。
经过一个晚上的夜行军，我们胜利地回到大科兔子窝山寨。我算是第二次上山了。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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