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林一心的指导下建设新农村
钱小球
独立办队
1964年我们在蒲边村劳动生活达3年了。在推广科学种田、引进水稻新品种、发展多种经济中受到农民旧观念的束缚，很难实行。
为了建设新农村，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倪希锴提议把四个小组集中起来办独立核算的生产队。这想法得到大队支书杨庆治的支持，他设想让这个新成立的生产队成为“科学种田”的示范队，为推广科学种田作出表率。公社也同意我们的想法。经过我们广泛讨论后，独立办队的步伐加快，方案也初步定下来。我们独立办队的土地从黄都、宗兜、沃里这三个生产队划出一部分耕地近60亩；黄都生产队送一头耕牛；宗兜、沃里生产队送农具如耙、犁等；并聘请宗兜生产队两户农民加入我们队当生产顾问，与我们一起劳动，按劳取酬，工分值按村生产队中等水平计酬。四个组的队员合并集中，一部分住“丁祠堂”；另一部分住在1958年大炼钢时建的铁厂，1959年后成了空房，现在改成我们的宿舍。
生产队队名叫“志愿队”，从此蒲边村多了一个生产队。队办起来了，首先遇到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生产队的分配制度，二是办成什么样的生产队。虽然这两个重大问题在办队之前都已提出，但只是停留在说说而已，没有广泛深入讨论作出决定。现在公社已批准，也对外宣布了，到了非定不可的时候。
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一心对我们独立办队十分重视，他与省共青团书记陈玉西、福州市委副书记王一平，一起来我们队开座谈会，倾听我们为什么要独立办生产队的原因和想法，以及办队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林一心说，倪希锴给他来信说到几个小组合起来办生产队的事，没想到事态发展如此快，牌子挂了，土地落实了，人员集中了，生产也开始抓了。既然现在办起来了，就要办好，怎么办，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林一心的话刚讲完，大家就“分配制度”和“办队目标”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在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大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队，应与当地生产队一样建立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体现多劳多得的劳动报酬；另一种意见是知识青年集中办队实行生产、生活军事化，劳动实行不计报酬的分配制度，这样能让大家平稳发展，安心参加劳动生产，待到生产队发展到一定时期，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
在“办队”与“插队”究竟哪种形式好的问题上大家争论得也很激烈。一种意见：我们是城市知青集中办队，可出现知识分子成堆，不利思想改造；另一种意见：插队与办队不管那一种形式，只要对建设新农村有利，方向就是正确的。我百分百赞成独立办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独立办队后能打破旧观念的束缚，推广科学种田，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晚上，林一心在我们队住下，找倪希锴、林兆枢交换意见，又找了被聘请当我们队生产顾问的农民杨增妹、杨依弟和村支书杨庆治了解他们对我们独立办队的看法和办起来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等。第二天刚好碰上运征购粮的汽车来运粮，我们停下讨论赶紧装车去。
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开会讨论。林一心首先发言，他说，如果现在队还没办起来，只是在酝酿中，他是不同意办队的。原因是在眼前条件下办队困难多。虽然从村里划来了土地、耕牛、犁、耙等，这只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还有众多农具、仓库、肥料、生产资金等等都要解决的，我们这方面条件不具备。对我们提出插在生产队搞科学试验推广不开，办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说法，他纠正我们片面的思想认识。他说引进新品种，推广耕作新技术，农民有思想顾虑是正常的，这跟农民切身利益有关，怕搞不好会砸了饭碗。农民是讲现实的，只要拿出成果农民会相信的，会跟着你们走的。当然办队也有它的优势，可以率先搞科研，可以更好地发挥你们自身的特长。现在既然走上独立办生产队的路，就要把它办成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传播新文化的新型生产队，最后林一心说：“试试看，要锐意进取，闯出一条农村走富裕的路子。”他的一席话使我们在插队还是办队的思想得到统一。陈玉西提议每个人对插队还是办队进行表态，经过几番的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看法，一致同意独立办队。
接着，林一心要我们研究眼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及下阶段的生产任务。倪希锴说：“现在快入冬了，是种小麦季节。当地农民没有种小麦的习惯，认为种小麦损稻，要打破这种旧观念。现在最大困难是缺肥料。”我插话说：“种小麦国家没有征购任务，我们要充分利用耕地多种小麦，收成归自己，我们就有了余粮。可肥料如何解决？种20亩小麦光靠我们收集的人粪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为大面积种小麦如何解决肥料问题上一筹莫展时，参加我们讨论的公社书记林葆豪说：“到公社厕所挑粪，就是路远些。”倪希锴马上应声：“再远我们也要去挑。”陈玉西知道我们挑一担粪往返6公里，劳动强度大。为解决挑粪远的问题，他说，待他到福州与环卫所商量弄两辆旧粪车，修理后赠送给我们。大队支书杨庆治献计说：“一面挑粪一面盖粪坑，挑回的粪肥才有地方放。”林一心对在座的连江县长说：“拨些化肥给他们，钱可以先贷款。县里有否扶持资金，调剂些给他们做独立办队开办费用。”林一心又指着空洞洞、简陋的祠堂，对公社书记林葆豪、大队书记杨庆治说：要批些杉木给他们维修房子。向生产队农民借的床铺、桌椅能继续借用的还得借，等有条件时还给农民。损坏的要赔偿，借不来的要自己添置。林一心把能想到的问题都一一摆出来替我们解决。
肥当家
搞好备耕关键是肥料，除人粪肥外，另一个肥源是草木灰。就是到山上割很多芒草，铺成有三分之一篮球场大，然后再将晒干的草皮堆在上面，点火燃烧，直至烧成灰，当地农民叫“草木灰”。插秧时，将草木灰与人粪搅拌在一起，沾在秧苗根作基肥。我在农村生活、劳动几年，明白了“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
我在心中盘算，志愿队的双季田不搞早稻与晚稻合种，改成早、晚稻分开种，这叫“连作”，是提高单产的主要办法。连作田稻苗多，用肥多，多渠道积肥是当务之急。山区农村缺肥，我能想到的肥源也只有紫云英、草木灰、人粪尿。后来我想起在福州念书时常参加农村夏收和秋收劳动，见到农民的小孩在放牛时拿着小土箕、竹夹或小铁铲，一边放牛一边沿路捡猪屎或牛粪。有的还在牛屁股挂上小土箕收集牛粪。蒲边村的耕牛是放养在公路旁、田埂边、山上，山路间随时可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牛粪。我问队里的农民顾问为什么没人捡呢?他回答的很干脆：“牛粪没肥性。”我想紫云英、草木灰都是草，都有肥性，牛粪为什么没有肥性?我不信，要试试看。我测算过，村里的牛粪一天能捡100多斤，一个月有2000斤至3000斤左右，数字可观。我派姚一忠、王瑞玉两位体力弱的同志捡牛粪。
林一心去闽北指挥部办完事又顺便来到我们队，想看看我们独立办队后的新面貌。他一进门就看见新房门口的墙上有红漆写的左边“将革命进行到底”，右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两条标语。“不错，一进门就让人感觉到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林一心停下脚步称赞道。我对林一心说：“墙上的口号体现了我们志愿队的精神。”他点点头，转身问倪希锴：“新建后的房子够住吗?”倪希锴说：“现在都是单身汉好安排，将来同志们成家，住房就不够了。”林一心点点头同意倪希锴的看法。我向他汇报备耕积肥情况，当说到捡牛粪积肥，他连声说好，鼓励我们看准了就要干起来。我指着屋内天井边堆放的一大堆牛粪说：“仅一个月就捡到牛粪约二三百担。”牛粪发酵后发出阵阵臭味，林一心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能越脏越革命。”我解释说：“堆在屋外遇上下雨，肥料会流失。”林一心接着说：“堆在田里，外用泥巴封住，肥料保住了，环境也卫生。”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林一心来到我们养猪的地方边看边说：“猪是天然肥料加工厂。”又指着猪圈说，要搞蓄粪池，让猪圈里猪屎尿往里流，肥不会流失，同时又可利用发酵后生成的沼气照明、煮饭。当他看到我们养的5头本地瘦黑猪，林一心摇摇头，问在一旁的饲养员刘宜豪，这猪养多长时间，怎么不长膘。刘宜豪告诉林一心，快一年了，有喂养问题，更主要是猪品种问题。这是本地种，缺点是个头小，长膘慢。优点是好管理，不乱跑，不乱咬猪圈。林一心看后对倪希锴说，养猪要形成规模，猪舍要扩大，淘汰本地猪引进新品种。他说庄稼人有句老话“猪多、肥多、粮也多。”这是一桩很好的副业，搞上去了生活也会得到改善，建议我们到闽北指挥部驻军部队参观，学习他们是怎么搞副业的，又让倪希锴派人到外地弄些长膘快、个头大的猪苗来饲养，成功后，向当地农民推广。我告诉林一心，听说乌克兰猪个头大，吃生饲料好喂养。他答应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
在林一心的建议下，我们扩大了思路，积极行动起来，盖猪栏、饲养母猪。我们采用华罗庚的“优选法”，引进新品种长白公猪，与本地土母猪配种，结果第一胎产下9头黑白花猪仔，这事在蒲边村有史以来还是头一回。消息传开后，很多农民都来看，感到新鲜好奇，问这问那，有的农民还向我们预购猪苗。
一年后，新一代的花猪一头一年能长250斤，比本地土猪多长100多斤，村里的农民争相向我队购买花猪仔。一头母猪一年两胎，一胎最多产下13头猪仔，少的也有7至8头，仍然出现供不应求现象。只好告诉农民谁家的母猪要配种就通知我们，我们可赶公猪到他们家配种。我队的姚子富不怕旁人取笑，毅然接受赶公猪上门配种这项工作，受到社员的称赞。
点午餐饭
1965年林一心得知我们在建设新农村做了很多事，他十分高兴，抽空专程来蒲边村看望我们。他来到大队部，边喝茶水边跟村干部聊天，第一句话就问：“林兆枢当你们村头头行吗?”村干部告诉林一心，林兆枢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抓科学种田，引进矮脚水稻、薄膜育秧、种植紫云英，使村里水稻产量提高了。最近又办了两件事很受群众欢迎。一是创办村粮食加工厂，搞谷子加工、小麦加工、面粉加工面条等，解决了过去家家户户靠手工碾谷加工米的老办法，节省很多劳动力。我插话说：“我们志愿队受益特别明显，那么多人吃饭，过去每星期都得派三四人挑谷子到公社换米，现在村里有碾米厂就方便多了。”二是发展多种经济，开山种茶150亩。林兆枢说：“这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高社员收人的办法。”接着他告诉林一心，以往大队干部每年的工分补贴要分摊到各个生产队负担。有了茶叶这一项收入，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就从茶叶收入中支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我们也告诉林一心，自从志愿队独立办生产队后，大家的生活比过去好，还有了余粮，劳动虽然艰苦些，但日子过得愉快。他听后脸上挂满笑意。
谈话间不知不觉已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留林一心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吩咐林兆枢说：“不要杀鸡杀鸭，我喜欢吃地瓜。”按当地农村习惯，请贵客、亲戚要杀鸡的。我们也想学农民的风俗，而且鸡、鸭都是自己饲养的，不花一分钱，杀几只请他，表表我们的心意也是人之常情吧！他来过蒲边村多次，知道地瓜是当地农民的主粮，一年有8个月是吃地瓜米饭的。他特地指定吃地瓜饭，是要跟群众生活打成一片，不想搞特殊化，不让我们把他当作领导、当作贵客，我们只好照办。后来我们只要求林一心尝尝我们自己亲手种的术谷蒸的糯米饭。
过了冬的地瓜蒸出来的皮发亮，连空气中都飘着缕缕的香甜味，令人流口水。当一大盆热气腾腾的地瓜摆在桌上，林一心拿起一个地瓜先闻闻然后一边吹气，一边乐滋滋地对我们说：“这是人参果，吃了延年益寿。”逗得大家都笑起来。他边吃边问：“听希锴说，你们现在吃地瓜不剥皮了，是吗?”倪希锴说，在志愿队提倡吃地瓜不剥皮，起因是一幅漫画。从它批评有的人吃饺子不吃边，吃馒头不吃皮的浪费现象中得到启发，让大家记住浪费是可耻的。我们过去在城里吃地瓜要剥皮，现在想起来有些惭愧。
林兆枢说：“我当了农民后，才深深地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林一心看到了我们经过农村锻炼后，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身上滋长着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的品质，他非常高兴。他和我们谈了很多话，有句话非常形象，有哲理，很精辟，让我永远也忘不掉。他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好传统加马克思主义。”
我们请林一心的午餐“蒸地瓜”、“蒸糯米”既是饭又是“菜”，他不要我们杀鸡、杀鸭设宴，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
编辑/李晓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