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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马兴元同志
高 胡
主持编写《信念永恒》一书的同志，一再要我写一篇缅怀马兴元同志的文章。面对要求，我很踌躇，既不能违心地推托，无话可说，又不能不讲真话，说空话。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改革正指向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化已经摆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写一写，藉此缅怀过去，缅怀马兴元同志，也展望未来，展望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马兴元是一位正派、直率、朴实和真诚的老同志，是一位不计较个人得失、委屈求全、顾全大局的优秀共产党员。
翻开我当年的日记本，立刻将我带回20多年前省级领导班子换届前的一段历史。马兴元同志的形象，也随之浮现在我的面前，并逐渐形成了我对他的上述总的印象。1985年4月17日，马兴元去北京，应中央某领导找他谈话。行前，约我谈干部问题，主要是谈省顾委的干部问题。因为自1983年8月马兴元卸任省长职务后，就接受省委交给的筹备省顾问委员会的任务。马兴元对工作非常负责任，在任省顾委筹备组长的两年时间里，他仍十分关心福建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他想，这次去北京应该也是谈省顾委班子的架构问题。然而，5月1日，省委召开常委会，宣读中央某领导找马兴元和另两位省委领导谈话的记录，说马兴元不再担任省顾委主任(当时是顾委筹备组组长)，并随后将记录通报全省。
1985年5月31日，我在北京开会，顺便去看望因病住院的郑惠兰同志。在那里我和马兴元见了面。他没有谈福建干部问题，也没有谈他自己的事，只是心情沉重地向我说，他不能参加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了，要我向省委转报。其实，他不用说，人们也明白他受到误解，受到委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事后中央某领导向他表示歉意)。在他要我向省委报告他不能参加省党代表大会、表现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观念时，我深为感动,也深感内疚。作为省委常委，既不知“谈话”内情，也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我深感纳闷。
不公正对待马兴元不只是有关当事人的失误，也涉及到党的政治生活和领导体制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又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又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的提出，迄今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但在一些党组织内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央党校某教授将其概括为：
第一，把民主集中制肢解成“民主”与“集中”两半，以致可以或先或后运行的两段，是对民主集中的严重误解。在实践中，无论是“先民主后集中”还是“先集中后民主”，委员至多只有发言权，只有书记才拥有拍板权，使党的委员会制度变成了“一家制”。
第二，党委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按书记的意图作出决定。在有的地方常委会上，那些不是书记、副书记的常委，几年来都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成了哑巴常委，更不要说什么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了。
第三，把书记称为“一把手”或“班长”，这就实际上把书记在党内的职务、身份、地位看作高于其他委员和常委的特权，这是与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相违背的个人集权。还意味着“下级”对“上级”的示好和奉承，助长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等等。
以上说明，党内的生活民主化问题，确实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首先要指向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要着力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既要反对某些领导者封建专制思想，又要反对被领导者的奴性思想和行为，要坚持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提倡“顾全大局”和“委曲求全”等。它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利的方面。它对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不利的，对党内的民主化建设是消极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要求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这与邓小平倡导的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张相一致，对于反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反对家长制现象，特别要肃清领导体制中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告慰马兴元同志，现在党内民主建设已步入正常轨道，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已不断增进。
(作者系福建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
编辑／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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