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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李庆霖
曾庆祥
李庆霖原系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师。1972年12月，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口粮、住房、看病等方面的困难，以及知青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1973年4月，毛主席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5月，中央把毛主席的复信和李的原信印发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集中讨论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突出问题，及时调整了有关政策，从而使全国千百万知青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全国各级报刊大量报道了此事，并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英雄”，推崇备至。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村小学教师也因此名噪一时，誉满全国。近几年，我看过有些报刊登载的文章，如《是是非非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李庆霖，中国知青之神》等，对李庆霖的情况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他的功过是非也有所分析和评论。
1974年底到1982年初我在福建工作，同李庆霖有过接触，对他这段时间的情况和命运的起伏变化也有一些了解，现根据我的回忆和工作笔记的片断记载整理出来，供大家参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四川省级机关“五七”干校参加了几年劳动，附近的一些下乡知青经常来干校串门和交谈；后来我回到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工作，多次到农村蹲点调查，同当地下乡知青又有一些接触交往， 对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状况也有所了解。1974年听到传达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批复时，我曾深受感动，认为李的信情真意切，文笔流畅，特别是在当时只能报喜不报忧，只能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和实际情况，敢于揭露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74年底，我调到福建任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的秘书。刚到任时，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给我介绍： 由于毛主席对李庆霖来信的批复，福建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对他的安排立即“青云直上”，在县、地、省各级知青办或教育部门都安排了领导职务；他本人也于1973年7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入了党；1974年又被安排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这是他托了毛主席老人家的福，交了好运，否则他这封信肯定会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右派言论典型来批判。 当时我还为他辩护说：他是为了使毛主席倡导的下乡知青运动这一新生事物搞得更好，不能说是否定“大好形势”，信也写得好，很感动人，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他，但对他的印象是好的。
我第一次见到李庆霖，是1975年初在中央派来接福建省出席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的专机上，当时他年纪大约40来岁，衣着也较朴素。当机组工作人员和一些代表得知李庆霖在座时，不断前来找他交谈，对他表示仰慕之情。他也滔滔不绝地大谈其个人功绩，眉飞色舞，洋洋自得，使我感到他有些居功自傲。
在京开会期间，他向廖志高书记(福建省代表团团长)提出要归还毛主席给他的300元钱，理由是受之有愧。廖志高一再给他做工作说：钱是毛主席对你的关怀，只要以后努力为党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就行了。但他坚持不听，又找到我说：这是他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省委和代表团无权从中干预，并且提出要面见毛主席或江青，当面退款。廖志高只好要我向中央办公厅报告，中办请示汪东兴后答复：钱不要退，主席和江青工作很忙，不要再去干扰毛主席。经我向他传达后他才悻悻作罢。这是我初次同他打交道，给我留下他性情固执和不够谦虚的印象。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要求大力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当年春，廖志高针对福建派性比较严重的情况，到闽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途经莆田地区时，地委书记肖文玉反映：李庆霖同当地的帮派势力搅在一起，干扰地委清除派性的工作；还经常无理取闹，向地委提出一些过分要求，如：毛主席对他的信批复后，全国知道他的人很多，不断收到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群众来信，因此提出要地委为他专设“办公室”，配备几名专职秘书帮助处理来信。地委研究后表示：来信可以由他提出处理意见交给地区信访办或有关部门办理，不必再专设办公室和专人。对此，他十分不满。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稍不如意就发牢骚甚至破口大骂，并以要给毛主席、江青写信来威胁。还不分场合攻击地委书记是“赫鲁晓夫”、“国民党”。地委实在难以应付这位自诩是“通天”的“大人物”，要求省里帮助解决。
廖志高回到福州后，专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了李庆霖的问题，认为他同那些靠造反起家长期闹派性的帮派头头尚有区别，应以批评教育和帮助为主。办法是让他来福州到省委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以利于他同当地的帮派势力割断联系；并确定来后先由廖志高同他谈一次话。这次谈话时我在场作记录，廖志高首先要他谈谈自己的工作、思想状况，有些什么意见，以及对派性的看法。他在谈话中竭力夸大他给毛主席写信的动机纯正良好，带来的影响大、范围广；批评地、县委是“官僚主义机构”，听不得群众意见甚至压制群众，对他“代表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长期拖延不予解决；还攻击地委书记肖文玉搞“修正主义”，是“典型的走资派”。他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两个钟头，对自己没有片言只字的自我批评。廖志高一直耐心地听他讲完后才说：我没有看过你的入党申请书，不知道你认真学习过党章没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作为党员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党的各级组织?他则是一问三不知，什么也答不上来，瞠目结舌，表情十分尴尬。然后，廖志高针对他讲话中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认真考虑，切实改正。在此情况下，李庆霖开始时一贯正确的态度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廖志高的讲话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完全接受批评，毕恭毕敬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拨开乌云见青天”、“开了窍”，一定“铭记在心，痛改前非”……谈话结束时，廖志高要他立即去党校报到，放假以前不要再回莆田，一定要与那些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保持距离。他又打躬作揖地表示“坚决服从”。他的这些言谈举止，酷似一些喜剧中热衷于咬文嚼字的“酸秀才”和私塾教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党校不久，就溜回莆田，再没有回来。据地委反映：这次谈话后，他的派性活动确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停止。
1975年夏，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工作逐步深入，省里有名的3个帮派头目坚持派性，经多次批评教育仍拒不改正，还制造谣言，兴风作浪，省委请示中央拟对他们实施隔离审查。8月，中央派专机接廖志高、皮定均(福州军区司令员） 、朱绍清(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去京，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他们当面汇报，经讨论后同意省委对这几个帮派头目隔离审查，在全省引起很大震动，李庆霖也在莆田地区作了检讨。
不久后的一天，李庆霖专程来福州，到汤井巷廖志高住地，交出一封香港刚刚给他来的匿名信，要我“尽快转呈廖书记并请省委审查”。这封信用词隐晦，大意是：上次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表扬，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国作出更大贡献。当时他表情十分紧张，一再申明：此信内容纯系谎言，是有意对他打击诬陷，廖书记有何指示和省委审查结果，希望能尽快告诉他，必要时他可再来福州，随叫随到。廖志高阅后说：李庆霖及时主动交出这封信的行动就说明他不可能有这类问题。要我交公安有关部门研究分析、酌情处理。公安部门很快就答复：这是台湾驻港特务机构离间干部群众特别是一些知名人士同党的关系，蓄意制造混乱的惯用手段，他们收到和保存的类似信件很多，一般未作处理。后来我要莆田地委来省开会的同志回去后转告李庆霖：此事纯属无中生有，不要为此背包袱。
1975年11月底，政治风云突变，全国范围开展了以“批邓”为主要内容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福建省也由于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较坚决，成为全国“问题”多的几个省之一。廖志高再度受到批斗折磨。李庆霖所在莆田地区的混乱局势也十分严重，特别是《人民日报》的莆田籍造反派记者以“采访”为名，到莆田地区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当地帮派势力为了抢出因投机倒把被关押的一名造反派头头，围攻当地公安机关，抢夺看守人员的枪支，发生枪支走火事件。此事便立即渲染夸大为《莆田地区镇压造反派，在全国开了第一枪》(并以《内参》形式报送中央)，致使莆田地区越来越乱，地委书记肖文玉也多次遭残酷批斗，不久就被迫自杀。这一时期，我同李庆霖没有接触，对他这一段的情况也不甚了解。直到近几年才从《李庆霖，中国知青之神》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文中写到他“被地方极左势力作为‘反潮流勇士’而大肆吹捧，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领导声息相通，有强大的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 、‘投降派’的狂潮中，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不难看出，这时他已经(或者说是被利用)成为莆田地区甚至全省帮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廖志高尽快回福建省主持工作。1979年1月19日，廖志高回省后，立即按照中央的部署，把揭批查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整顿和加强了各级揭批查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对帮派势力中的重点人物篡党夺权的言行开展揭露、批判，经过9个多月的时间，查清了许多重大问题。10月25日，省委向中央报送关于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佳忠(帮派头目，原省委常委)、李庆霖、庄志鹏的请示报告，11月10日，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11月14日，省委、省革委会在福州召开愤怒声讨他们的广播大会，全省城乡500多万人收听了实况广播。会上由省委书记金昭典(主管政法工作)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省委关于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的决定。我在场看到李庆霖被押解出场时，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全身瘫软，全靠身边两名押解人员极力扶持，才能勉强站立听完对他们的揭发声讨。后来据监管部门反映，当时他误认为这是一次公审大会，会后将立即处决。监管部门同时还送来一封他在狱中给廖志高的信表示服罪认罪，还说：“共产党历来的政策是留下战犯，枪毙保长，我既是战犯又是保长，感谢省委和廖书记对我的不杀之恩。”
1979年6月15日，莆田地区中级法院召开审判大会，对李庆霖判处无期徒刑。一年半之后，1981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四人帮”审理判刑的消息后不久，李庆霖又给廖志高来信提出：姚文元只判了有期徒刑20年，我的罪行同姚相比，无论是性质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都小得多，因此对被判无期徒刑想不通，要求从轻处理。当时廖志高已因患脑血栓赴外地治疗，我即将来信转给政法部门了。1986年9月27日，福建省高级法院根据他“在服刑中有悔改表现”，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1990年12月24日，莆田地区中级法院又根据他劳动改造表现好准予减刑两年，最后于1994年3月提前出狱。1982年我调离福建回四川，对他后来的狱中表现和两次“减刑”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但从对他两次减刑的时间来看，已经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冤假错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认真清理和纠正；从对他两次“减刑”的根据来看，也主要是他在服刑中有好的表现，并未涉及案件本身有什么问题；因此，对他的处理不属于冤假错案。
编辑/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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